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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东坐监，是在武汉，所以革命后，做官的机会比较多。跟他一起在武汉坐监的还有胡瑛，此人是湖南桃源人。在革命党中，宋教仁、胡瑛和覃振三人，号称桃源三杰。革命后，胡瑛做了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风生水起。而覃振则在湖南坐监，湖南光复晚了半月，等他出来，武汉政府的位置都满了。覃振一直都在武汉活动，熟人都在这边，于是出狱后去就去找老朋友加同乡胡瑛。哪知道，现在的胡瑛已经不是当年了。这位在外国人眼里，外表除了那套绸缎的裘皮马褂之外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家伙，现在掌握这鄂军政府的外交大权，人前显赫。这样漂亮值钱的马褂，胡瑛能一下子套三件，最外边的一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光鲜得一塌糊涂。见到破衣烂衫的老朋友和同乡，胡瑛想了半响，说，你来得太晚了，部里已经没有好缺了。这样吧，在鹦鹉洲还有一个驿站，有马两匹，没人看管，你先去看马吧，然后有机会再调剂。覃振来见老朋友，其实未必真的非要个官做，见他如此说，什么也没说，一笑而别。
自己做部长，让老朋友小同乡做弼马温，这事无论如何都有些蹊跷。那年月，革命后的政府，闲差特多，胡瑛位高权重，未必真的连部里一个闲差都给老朋友安排不了了。也许，越是老朋友，越是要压他一头，甚至不止一头更好。覃振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家伙，坐监坐久了，不知山中七日世上千年。鄂军政府内，自打停战，没有了危险，内争就白热化了。原先的种种革命情谊，都化成权力的明争暗斗。在这种情况下，有谁乐意再来一个人分上一杯羹呢？
革命之后，好些理想主义的革命党人，都感到特别的失落。怎么当初追求理想的人，见了官帽子，就纷纷都变了，变得不认识了呢。爹亲娘亲，革命同志，都没有官帽子亲。同志之间的厮杀，一样刀刀见血。所以，革命以后，不少理想主义者开始遁入空门，做了和尚、尼姑，伴着青灯黄卷，打发掉了余生。其实，革命虽然有理想，但在某些方面，跟其他改朝换代的争夺也没什么不同。很多参加者，尤其是某些特别有办法，有权谋的参与者，参加革命，无非是一种豪赌，赢的，一头是自家的性命，一头是荣华富贵。赌输了认栽，赌赢了就一步登天。就算那些原先没有如此想的人，也都是血肉之躯，真的富贵摆在眼前了，想不动心，保持革命精神，还是有点难。想做官，也没大错，但是，革命了，做官没有规矩，谁上谁下，像没有规则的抢椅子游戏，自然会有点乱，一乱，让外人看了，好像连清末官僚都不如，也就心生怨望。
【剪辫子的风波】
在清朝，造反者剪辫子，从来如此。这事要赖满人，汉人历史上多次被北方民族征服，很少听说要易服易发的。满人入关，征服汉人，作为归顺标志，斤斤于辫子，造反的人，也就把剪辫子做投名状，逼人跟着走。辛亥革命时，最初革命党人剪辫子依旧这个心理，辫子一剪，逼你造反，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其实，在当时，当家的满人，已经跟他们的祖先有所不同，不怎样在乎脑袋后面那根辫子了。新政期间，好些洋学生都没有辫子，甚至一些时髦的满人也剪了辫子，剪就剪了，没听说朝廷把谁怎么样了。虽然说，在革命党的宣传中，辫子是作为归顺清朝的奴隶标志存在的，但是，国人真正对辫子感到不舒服，还是来源于外国人的嘲笑，人家说那东西是pigtail，猪尾巴，一种劣等民族的象征。租界里红头阿三抓中国人，揪住辫子，一抓一串，在大街上昂然走着，刺激着所有来过上海的国人的神经。况且，在西人眼里，中国人脑后的辫子，不仅怪，而且是不卫生，不文明的象征，男人留那么长的辫子，梳洗不便，难免生虱子，使得要追求文明的清政府，也不怎么好意思坚持辫子主义。所以，原本就不怎么在乎辫子的清政府，在武昌起义之后，为了防止“投名状”的效应，也下令剪辫。在百姓的脑袋上，跟革命党分进合击。
尽管如此，投名状做不成了，出于习惯，革命党还是特别在乎剪辫。革命成功之后，执行最严格的命令，就是剪辫。革命后成立的军政府，一般都会派出剪辫队，或者巡查于街市，或者盘踞于城门，手执大剪刀，看见留辫子的人，不由分说，拉过来咔嚓就是一剪刀。从当时留下的老照片看，被剪者的无奈和剪者的兴奋，都非常鲜明。显然，这个时期的革命党剪辫，不再是为了跟清政府较劲。他们主要是在为民族扫除耻辱，或者说，是为了跟外国人争气。
当然，除了在革命前后自动剪辫的年轻人之外，多数人其实是不乐意辫子被剪的。革命后，读书人固然很乐意被推举出来维持地面，甚至帮新政府做事。但却不打算马上去掉自己脑后的辫子。一来，清政府的剪辫令是被动发布的，此前在人们印象中，没了辫子还是有政治上的风险。两百多年了，都知道皇帝特在乎臣民脑后的辫子，由此形成的刻板印象，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消除。二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脑后的辫子，习惯成自然，自然变好看。一朝脑后空空荡荡，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婆娘都不喜欢。虽然说洋鬼子进入中国，已经有好几十年了，但真正见过洋人的读书人，还是不多，亲身领教过洋人讥讽的，更是凤毛麟角。留过洋的革命党人所经历过的切肤之痛，内地的读书人根本就没有。读书人如此，一般百姓也一样。在那个时代，百姓是要跟着读书人走的。他们也害怕没了辫子，以后朝廷会计较，也感到没了辫子不好看。就是自家的媳妇，发现丈夫没辫子，都会哭闹的，何况别人？好些头发长的不错的男人，一根乌黑油亮的大辫子，一直都是他的骄傲，甚至可以指望它赢得女人的青睐的，突然之间被人剪了，不说如丧考妣，也相当难受。更何况，一般的百姓，对于辫发，还有一种巫术式的思维，在他们看来，人如果没了辫发，身体似乎就不全了。不全的身体，就意味着某种的不祥。所以，辫子被强行剪掉的农民，都会大哭不止，而且都会跪求把剪下来的辫子还给他，他带回家去放起来。冯玉祥回忆说，当初他的军队，许多士兵剪辫的时候，都是痛哭不已，而且都把剪下来的辫子郑重地包好，收藏起来。那情状，就跟做太监的人，哭着保留好自己那根剪下来的宝贝似的。
辛亥革命，从整体上，对乡里社会没有多大的扰动，唯一的例外就是剪辫子。为了抵抗剪辫，乡下人想出来很多办法。一是装道士，道士可以带高帽子，还可以把辫子散开，扎成发髻。所以，一时间道士服走俏。二是带尖顶帽，把辫子盘起来，用帽子罩上。读书人则把过去的儒巾，即方巾翻出来，把辫子盘起，罩上方巾作为掩饰。但是，这些招数，碰上难缠的革命党人，还是会被识破，辫子依旧保不住。况且，这些办法都比较费钱，要花钱买布、买帽子。农民没有这样的闲钱，所以，最好的抵抗方式，就是不进城了。无论挑粪还是卖菜，总之不去城里就完了。这样躲着城市，对于农民来说，是有些损失，挣不到钱了，但城里人麻烦就大了。那个时候，城市里没有下水道，粪便的处理，全靠农民进城挑粪，城里得了清洁，农民得了肥料（多数地方得花钱买）。农民一天不挑粪，城里就臭的不行。如果再加上没菜吃，城里人就更受不了。因此，这种抵抗，在当时还真的很奏效，一时间，革命党人剪辫的积极性小了不少。大规模对农民辫子的围剿，只维持了不长时间。民国之后，又过了好些年，在城里人逐渐的带动下，农民的辫子才逐渐少了下来。这也仅限于发达地区，在不开化的内地，直到1940年代，好多男人脑后还是有辫子。鲁迅先生的小说《风波》说的1917年跟张勋复辟有关的故事，跟乡间的真实相去其实不远。也就是说，即使在浙江这种比较开明的地方，到了民国六年，乡下剪了辫子的人，也还是辛亥当口撞上革命党了的，多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