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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十分欣赏这种教育方法，反对单纯依靠学校用强迫手段培养人才的作法。他认为大学里“从来不能培养出人类所需要的人才，只能产生腐败的社会所需要的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学家，还有若干病态的、骄纵的自由主义者。”
托尔斯泰在德国参观了许多学校，认为莱比锡、魏玛等城市的教育方法专横陈旧。他在那里见到了棍棒教育，扭曲了孩子们的心灵，使孩子们变成备受折磨的小奴隶。他在日记中写道：“真可怕！为国王祈祷，殴打，死记硬背，一个个战战兢兢，畸型发展。”
托尔斯泰在耶那只停留了一天，但是他参观了许多学校：城效的农业学校，教师进修讲习班。特别使他满意的是卡吉耶·斯多伊教授创办的私立学校。他们不是用强制的方法教育学生，而是联系生活实际，注意启发诱导。托尔斯泰说：“这是一所德国学校中最有趣的、几乎唯一有生活气息的学校。”这所学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四十年后他仍然记得那教室里挂着的一句格言：“道路并不是真理，道路的开辟过程才是真理。”这就是说不仅要懂得走什么样的道路，而且要用实际行动去开辟道路。托尔斯泰重视社会实践，身体力行，反对空谈，因此很欣赏这句格言。
托尔斯泰在伦敦遇见了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赫尔岑，两人一见如故。赫尔岑由于进行革命活动遭到了沙皇政府的迫害，流亡国外。他在国外出版了为书刊检查机关所禁止的革命刊物《钟声》，并且印刷了许多革命传单偷偷运回国内宣传革命。托尔斯泰通过赫尔岑的著作了解了其人，并和他建立了书人联系。赫尔岑也是通过作品和书信才了解托尔斯泰的。
托尔斯泰不同意赫尔岑用暴力推翻沙皇统治的政治纲领，但对赫尔岑那种同情穷人，要使穷人得到自由解放的愿望，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采取的批判态度发生了好感。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中写道：“我认识了您感到非常高兴。虽然我认为您总是与众不同，走向极端，但我仍然愉快地想到您，您是这样一个好人。”
托尔斯泰在伦敦经常与赫尔岑作长时间的交谈，“无所不谈，而且津津有味。”俄国人民的命运和农民解放问题使他们焦虑不安。后来托尔斯泰回忆道：“赫尔岑精力充沛，富于同情心，头脑聪敏而又饶有风趣，他跟我立刻象老相识似的谈了起来，他的个性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我在任何人身上也没再看到这种罕见的思想深度和高度的结合。”
赫尔岑向托尔斯泰介绍了当时流亡在布鲁塞尔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和波兰解放运动的领袖列列韦尔。蒲鲁东是法国的经济学家，他否认任何权力、国家和阶级斗争，幻想使小私有制永世长存。托尔斯泰和蒲鲁东会面时，谈到俄国、国民教育、战争和农民解放等问题。当蒲鲁东从言谈中得知托尔斯泰正致力于教育事业时，十分钦佩。他说：“假说这是真的，未来将属于你们，属于俄国人。”
列列韦尔给托尔斯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得到了一张列列韦尔的肖像，带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挂在自己的书房里。
托尔斯泰在巴黎时就得到了亚历山大二世签署解放农奴宣言的消息，他对这次改革抱着怀疑态度。他认为，农奴制改革并不能改变农民贫穷落后的状况。他对皇帝上谕中的口气很不喜欢，好象是给老百姓巨大的恩赐似的。“上谕的实质，甚至有大学问的农奴主除了字面上的许诺也想象不出别的什么来。”
1861年4月8日，托尔斯泰离开布鲁塞尔，途经德国返回祖国。5月初，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纳，满腔热情地着手于农民子弟学校的工作。
托尔斯泰不满意西欧的教育，想兴办适合俄国国情的教育。他在《进步与教育的定义》论文中认为：“老百姓的数目比社会上有文化的人多，应当设想大部分真理是在老百姓一边……有文化的人没有老百姓就无法存在。”提倡教育应该为人民，尤其是为农民服务。
托尔斯泰兴办教育的目标不仅在于人民中间推行识字教育，而且主要是向群众传播他们所必需的生产、生活知识。他想，教师只有亲自倾听群众的呼声，考虑孩子们的兴趣，相信他们的创造力，学校才能顺利实现所面临的任务。
托尔斯泰从莫斯科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有相当文化教养的大学生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任教。接着，他创办了教育研究刊物《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和教师们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阐述国民学校的教学法和教育学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教育应当从学生实际出发，随时注意学生的心理状态，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应他们需要的教学方法。而不能只是从教师的主观愿望出发，采用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他认为教师应该爱护学生，关心学生，积极诱导，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己主动学习，用“自由教育”的原则，把学生培养成为“自由的人”。
托尔斯泰认为农村教育应当适合农民的需要，生产劳动是培养学生所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农民子弟学校里，教育与培养孩子们的劳动习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孩子们在学校里获得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知识：丈量土地，饲养牲畜和家禽，掌握基本的农艺知识和农业经营常识。回到家里，则跟父母一起参加田间地头的生产劳动。托尔斯泰还把一俄亩土地分给学生，学生们又把它分成许多小块，每人耕作一块，种上蔬莱，收获归他们自己所有。
托尔斯泰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二十多所学校。托尔斯泰的学校与其他的学校不同。孩子们到学校里来，象在自己家中一样，无拘无束，没有体罚制度。教师们一心一意地向孩子们传授知识，主要是他们生活中有用的各种知识。
农民们改变了对学校的看法，学校的声誉遍及了图拉省，而且还传到了莫斯拉、彼得堡，甚至国外。
托尔斯泰创办的这些不同寻常的学校，声望日益增长，招致了政府的不满。1863年夏天，托尔斯泰由于劳累过度，带着两个学生到萨马拉草原作马乳酒治疗。宪兵于夜间突然闯进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进行搜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农奴制改革的时候，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尖锐，政府任命托尔斯泰作当地的“仲裁人”，调解他们的纠纷。托尔斯泰在处理纠纷时，总是同情和支持农民，引起了地主的憎恨和政府的怀疑。其次是托尔斯泰在国外旅行时同赫尔岑有过接触。加上托尔斯泰聘请了被莫斯科大学开除的思想进步的大学生索科洛夫当教师，更加引起政府的怀疑。于是图拉省宪兵司令部派密探希波夫监视托尔斯泰和他的学校。希波夫报告说他的庄园里藏有印刷机和禁书。宪兵司令杜尔诺夫上校便带着宪兵闯进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宪兵们用了两天的时间仔细搜查印刷机和禁书，屋子里全翻遍了，桌子、柜橱、箱子、皮包、盒子都被打开，连马棚里也用铁棍捣掘，池塘里也用鱼网打捞，学校也受到搜查。结果除在一位教师那里找到一本赫尔岑作品摘录手抄本外，其它什么禁书也没有搜到。
事实上庄园里禁书确实是有的，托尔斯泰写字台上的公文包里就有好几本赫尔岑在国外出版的 《钟声》、《北斗星》杂志。幸好宪兵进来时，女仆杜尼娅什卡把这只提包藏到树林的排水沟中，才没有被发现。
托尔斯泰得知家中被搜查，非常气愤。他在给彼得堡的亚·托尔斯塔娅（作家远房姑母，任皇后侍从女官）的信中说：“……卑鄙的上校翻阅了我的全部信件和日记……因为当时我不在场，否则我会杀死他！”托尔斯泰还写信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要求惩办那些进行非法搜查而使他蒙受耻辱的犯罪者，但是没有结果。
宪兵的搜查事件对学校的命运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托尔斯泰在给亚·托尔斯塔娅姑母的信中说：“学校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自从开办起，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他晚年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生中最幸福的阶段，就是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为大众服务的阶段。”作家的这些话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