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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贫穷的乐师作了对比。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乐师虽然贫困潦倒，但是他具有以通俗艺术唤醒人们心灵中美好的感情，激起欢乐和希望，让人们看到大自然的雄伟壮丽的天赋。
托尔斯泰透过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表面现象，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对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失望，他不相信走西欧的道路能给俄国人民带来自由幸福。
翌年，托尔斯泰又写了与《琉森》题材相近的短篇小说《阿尔别特》，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作家在小说的结尾说：“诗歌是燃烧人们和艺术家本人的心的火焰。”
在国外，托尔斯泰继续写作《哥萨克》、《青年》，阅读法国作家卢梭、巴尔扎克、小仲马的作品和有关法国革命史的著作，对歌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托尔斯泰从瑞士去了德国，参观了许多城市，最后抵达德累斯顿，在那里参观了著名的德累斯顿美术博物馆，欣赏了西克斯丁的圣母像。
在参观德国学校时，托尔斯泰头脑里产生了要为农民开办子弟学校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主要的，我头脑里强烈地、明确地想的是在乡间为周围邻近地方的儿童开办一所学校以及做一系列类似的事情。”
国外旅游大大开阔了作家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状况的清醒认识，但他没有拜倒在欧洲的面前。尽管他对外国的自然风光赞叹不已，对外国的艺术珍品倾慕得五体投地，但他仍然眷念着俄罗斯的山光水色，满怀着故国之思。
1857年8月，托尔斯泰回到了俄国。他一回到俄国，出现在他面前的仍然是黑暗、紊乱、贫穷的景象。他在彼得堡仅仅逗留了一星期，便匆匆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在自己的庄园里，托尔斯泰觉得“心情很好，但又感到忧郁”。心情好是因为看到了亲人和朋友，看到了郁郁苍苍的森林和肥沃的土地。而目睹了农奴制度的残酷、社会生活的贫困和农民地位的低下之后，他内心充满着痛苦。他亲眼看到一位贵妇人用棍子毒打婢女；亲眼看到一个官员由于一位七十多岁的农民似乎没给他让路就把这位农民打得死去活来。他还看到他庄园的总管殴打过失的园丁，并吩咐这个园丁打赤脚到麦茬地去看管畜群，以此来博得主人的欢心。
作家目睹这些野蛮的行径和陈规陋习，胸中充满了从未有过的耻辱。
还是在彼得堡的时候，托尔斯泰就听到许多关于政府准备即将实行“伟大的改革”的议论，杂志上也出现了一些论述改革即将到来的文章。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认为政府的改革将是大胆的，成就将是巨大的。其实，政府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过，他们最关心的是巩固自己的政权。对于这些，托尔斯泰十分清楚，他认为这些大吹大擂、吵吵嚷嚷全是欺骗。
托尔斯泰尽其所能地改善自己庄园农民的处境，他酝酿了解放农民的方案，着手整顿濒于崩溃的产业，详细制定图拉省植林方案。但是，彼得堡的官员们把他的方案看成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予以拒绝。于是，托尔斯泰就在自己的庄园里植物造林，扩大牧场，扩宽菜园，把牧场和森林的收入作为他收入的主要来源，借此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庄园大部分空旷、阳光充足的野地，经过一段时间后长满了茂密的小桦树，形成了一个个绿色的小树林，直到今天，它们仍然点缀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托乐斯泰确信农奴制经济是毫无存在意义的，这种经济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导致他们陷入黑暗的深渊，而且对地主来说，也是役有好处的。他认为当前立即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
最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在庄园内把农民的劳役制改为代役租制。
那时，每个地主除了拥有大量的农奴，还有为数不少的家仆。这些家仆没有土地，成年累月在地主府上效力，充当厨师、婢女和马夫，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地主庄园内干活，常常是父亲把手艺传给儿子，世代相承。托尔斯泰未收赎金就解放了一部分家仆，使他们获得自由。他在这一年8月的一则日记里写道：“应该为人们做好事，虽然没有得到什么报酬，但这毕竟是正经事，能在心灵里留下点什么。”
1858年夏天，托尔斯泰几乎整个整个的白天都在田野里劳动。清早他就起床，然后到田间、场地、干燥棚里去劳动，到森林里砍伐和出卖树木，专心致志地从事经营活动。
冬天，他去找猎。有一次打伤了一只母熊，母熊反过来把他压倒在地，幸好救援的人赶到吓跑了母熊，才把他从危险中救了出来。从此他额上永远留下了一块疤痕。猎熊的事后来成了短篇小说《心甘情愿》的素材，作者把这篇小说收入1872年编的《启蒙读本》里。
托尔斯泰虽然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管理中去，然而，事情的进展并不能使他遂心如意。收入微薄，入不敷出，内心不安的情绪越发增长。以后该怎么办？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接近大自然也好，从事文学创作也好，这些都不能使他不去思考农民生活状况的问题。
托尔斯泰认为教育能在社会改革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做为一种“杠杆”，用来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帮助庄稼汉摆脱贫困，愚昧和黑暗，帮助改善普通人同地主阶级的对立关系。
还是在十年前，托尔斯泰当时还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他就在庄园里教过农民的孩子读书，时隔十年，他又回到了教育工作上来。
托尔斯泰在他修习音乐和读书的那座厢房里开办了农民子弟学校，学校设在二楼上，两个房间作教室，一个房间作办公室，还有两个房间供教师用。遮阳的台阶上挂着一只系有铃舌小绳的铃铛，楼下设有体操台。
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传遍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伯爵准备教农民子弟读书，凡是愿读书的孩子都可以免费上学。开始，许多人不相信老爷的举动，但是，仍有一些农民让自己的孩子来上学，因为孩子们想读书，他们对伯爵的印象很不错。他们常常在村里见到怕爵，伯爵跟他们在一起时很亲切，很和蔼。
穿着树皮鞋的孩子们怀着好奇和不安的心情来到了老爷的庄园，畏惧地走近老爷的住所。他们受到了伯爵热情的欢迎。伯爵只是讲讲他们在学校里应该学习些什么，孩子们的畏惧心理就很快消失了。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农民子弟学校的工作开始了。父母们也不害怕打发孩子去上学，孩子们急切地等待着上课时间的到来。在学校里，教师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写信、画画、唱歌和做算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历史课，伯爵给他们讲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克里本战争的故事，讲拿破仑逃走时农民们怎佯诱骗法军落入陷阱，然后又怎样活捉他们。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非常高兴。一颗颗幼小的心灵里初步有了“祖国”这个概念，萌发出一种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托尔斯泰喜欢农民子弟，对教育工作充满了信心。但是究竟怎样搞好教育，这对于他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他感到有必要广泛地了解情况，不仅要了解俄国的国民教育，而且要了解其他国家的教育情况。
1860年7月，托尔斯泰带着妹妹玛莎出国考察。一方面考察西欧各国的教育情况，另一方面也趁此机会去看望在国外疗养的哥哥尼古拉。这次出国一共九个月，访问了法、德、英和意大利四国。
他们在法国吉耶尔小城与哥哥见了面，哥哥已经病危。他死得很慢，很痛苦。为了不让弟妹们伤心，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这就更增添了托尔斯泰的痛苦。哥哥的死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泯灭的伤痕，后来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通过列文形象表现了这种痛苦的心情。
在法国，工人教育的情况使托尔斯泰很感兴趣。他参观了马赛工人学校，了解学校的教学计划，发现这里的城市工人更通文理，能基本正确地书写，具有历史和地理概念，此外也懂得适用于本职工作的数学公式。他们聪明，爱自由，有礼貌。他们是从哪儿得到这种良好的文明教育的呢？托尔斯泰对此疑惑不解。后来，他在街上看到许多博物馆、图书馆、书亭、出版社、报社、杂志社，想到了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对人民的教育作用，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