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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第一次出场是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这一天，拿破仑“身体健康，心情舒畅，精神焕发，处于一种好象一切都可以做到，一切都能成功的愉快的心情之中。”同士兵的接近，同那些在东征西讨中共患难的人接近，似乎给了他控制各种事变的巨大的现实权力。但是，他同士兵的接近也罢，心胸开阔也罢，同他控制各种事变的权力一样，都是虚假的。他傲慢自负，十分推崇自己的“我”，几乎达到了神化的地步。“显然，只有他心里想到的事他才觉得是有趣的。他自己以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觉得，世上的一切都是由他的意志决定的”。
拿破仑对人民不但极其冷漠无情，而且习惯于鄙视他们。为了表示对这位显赫的统帅的崇拜，波兰枪骑兵甘愿在河水中淹死而泅渡涅曼河，拿破仑对此除了感到轻微不快之外，没有任何表示。“副官回来以后，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壮着胆请皇帝注意波兰人对他表示的忠心，这时那个穿灰外衣的小个子站起来，叫来伯蒂，开始同他在岸上踱来踱去，一连向他发出命令，偶尔不以为然地看一眼那些分散他注意力的将要淹死的枪骑兵。”
拿破仑深信自己是特殊人物，他认为专横地支配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仅是他的权力，而且也是他生活的使命。“他命中注定要扮演一个屠杀各国人民的刽子手的不光彩和不自由的角色，但他却使自己相信，他的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各国人民的幸福，他能够主宰千百万人的命运，并且能够动用权力来行善。”
拿破仑和扩张、战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位一米五八高的法国皇帝醉心于各种好大喜功的庞大计划，他把这些计划的实现看得高于一切，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却丝毫也不能触动他的心。他在一封寄回巴黎的信中写道：“战场是壮观的，因为有五万具尸体躺在那里。”对他来说，战争就是一场狂热的赌博，赌注下得越大，就越能吸引他。在进行鲍罗金诺战役时，“拿破仑感到一种颓丧的心情，这种心情是一个一向幸运的赌徒常有的。他胡下赌注，却一直赢钱，忽然间，就在他估计赌博的一切意外情况的时候，他感到把赌局考虑得越多，就越是输定了。”
在拿破仑形象的描写中，可以明显地感到一种冷嘲热讽的讥刺。作家预言，在鲍罗金诺战役中，战局的发展并不以拿破仑的意志为转移，就是在他表现上似乎已经取得胜利并进入莫斯科的时候，事态的发展也是违背他的意愿的。这个征服者认为莫斯科以及整个俄罗斯将会拜倒在他的脚下，但是，莫斯科的市民并没有拿着面包和盐来欢迎他。“莫斯科已经空荡荡了。虽然城里还有人，还有十五分之一原来的居民留在城里，但它已经空了。它是空的，好象一个将要毁灭的没有蜂王的蜂巢一样。”在这里，一个城市的生命的熄灭是作为人民力量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了。
在小说里，作者从对拿破仑征服计划的破灭的描写中，揭示了深远的历史意义。作家虽然没有全面地评价拿破仑一生的是非功过，却入木三分地揭示了拿破仑作为一个侵略者的掠夺本质及必然灭亡的命运。
同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层贵族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漠不关心。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揭露宫廷官僚和上层贵族的腐败。在国家危难时期，他们照样寻欢作乐，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舞会仍旧进行，还是同样演出法国戏，宫廷的兴致一如往昔，还是同样的争名夺利和勾心斗角。”书中对库拉金一家的丑行劣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瓦西里·库拉金公爵是宫廷和上流社会的代表，热中仕进，阴险狡猾，毫无节操和道德观念。“有一种东西总是使他爱慕那些比他更有钱有势的人，他在抓住利用人的最适当时机上具有罕见的技巧。”虽然他是达官贵人中的一个有权威的人物，但他同样常常“自发”地“采用蒙骗手段和作有利的交易。他趁富豪别祖霍夫伯爵病危之际，千方百计要窃取他传授遗产的遗嘱，又耍手腕撮合了遗产继承人彼埃尔和自己女儿爱伦的婚姻。爱伦是个“美丽的动物”，过的是荒淫糜烂的生活，她只关心自己的享乐，丝毫不以国家存亡为念，在鲍罗金诺会战的重要关头，她写信给战场上的彼埃尔要求离婚，以便同他的情夫再结婚，一起到国外去寻欢作乐。库拉金的两个儿子一个卑劣，一个愚蠢，酒宴、放荡、闲逸是他们所追求的“幸福”生活的全部内容。阿那托尔趁安德烈到前线参战的时候，却与一群恶少设谋引诱和拐骗安德列的未婚妻纳塔莎。总之，这个家族既无爱国心，也无民族和人民的观念，他们跳的是法国舞，讲的是法语，崇尚法国的风俗，背离了民族和人民。
在这里，作家是把接近人民和爱国感情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越接近人民便越爱国，道德水平和精神生活也越高尚；反之，越疏远人民便越无爱国心，精神面貌便越丑恶，道德水平也越低下。作家塑造这个家族的艺术典型就是为了表达他对脱离人民的贵族的怒斥。
库拉金一家所混迹的那个彼得堡社交界，从宫廷女官舍雷尔到富家小姐朱丽叶·加拉金娜，口头上也侈谈爱国的词句，甚至装腔作势地规定在沙龙晚会里讲法语要罚款，实际上他们最感兴趣的是金钱和权势。作家愤怒地写道：“这一派所有的人追求卢布、勋章、官位，在这种追求中他们只注意皇帝恩惠的风标方向。只要一发现风标朝着某一方向，这一队雄蜂似的人便立刻向这边挤来。”
彼得堡的官廷权贵固然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就是莫斯科的大贵族们也畏敌如虎，对于抗敌救国的伟大事业只是一味的敷衍塞责。例如在 1812年战争开始时，沙皇到莫斯科召集贵族在斯罗保达宫开会，商量对策。来的有穿着各个朝代服饰的大贵族，有叶卡捷琳娜女皇朝代的，有保罗皇帝朝代的，有亚历山大皇帝朝代的，勋臣命妇济济一堂，好不热闹。但是在这外敌入侵，社稷危亡的关头，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他们在恭侯皇帝驾到的空隙时间里讲座得最热闹的是：“皇帝进来时贵族掌礼官站在什么地方，招待皇帝的舞会应当在什么时候举行，他们应当按区分组呢，还是按省分组……但是一碰到战争，或召集贵族来的缘故，谈话就变得犹豫不决、模糊不清了，于是，大家都宁听不说了。”他们虽然写下了贵族会议的决议，“要从每一千个农奴中献出十个全副装备的人”去组织民团，但到第二天皇帝一走，他们都脱下朝服，松了口气，把造名册的事交给了管家就算完事了。
这就是俄国两个首都——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大贵族们的丑态！
当然，托尔斯泰并没有完全否定整个贵族阶级。从创作意图看，他是想在小说中表现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并且探索贵族俄国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的心目中，贵族可以分成几种，而其中先进分子则是同人民在一起的，是有希望的。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是作家称道的贵族，是理想化了的宗法帛庄园贵族的典型。作家还着意塑造了三个理想的贵族青年的形象——彼埃尔、安德烈和娜塔莎。这三个男女青年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们努力和人民接近，人民的优秀品质启发教育了他们，祖国的危难唤醒了他们精神的自觉，洗涤了他们心中的阶级偏见和个人主义感情，他们把自己的身心献给了民族，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
罗斯托夫一家，保存着大量宗化式生活习惯，具有温情脉脉的庄园贵族的“品德”。他们纯朴真挚，热情好客，与人为善。家长伊里亚伯爵常是盛大宴会的主持人，伯爵夫人也常对穷亲戚解囊相助。一家人都具有爱国心，老伯爵积极赞助抗战，两个儿子尼古拉和别加都在战争爆发后踊跃参军了，当时别加还只有十五岁，不到入伍的年龄，但他放弃学业，一定要入伍，他说：“祖国正在遭遇危难的时刻，我是什么书也读不进去的”。参加游南昌队后，他冲锋在前，在战斗中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女儿娜塔莎深明大义，舍弃财产，腾出所有的马车运送伤员。
包尔康斯基一家，保持了忠贞为国的老贵族“古风”。老公爵退居山庄后，一直和朝廷疏远，对宫廷采取批判态度。当儿子安德烈从军与他告别时，他特别强调军人的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