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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尔康斯基一家，保持了忠贞为国的老贵族“古风”。老公爵退居山庄后，一直和朝廷疏远，对宫廷采取批判态度。当儿子安德烈从军与他告别时，他特别强调军人的荣誉和爱国的责任感。法军入侵俄国，他不顾年老体衰，毅然召集民兵与逼近的敌人展开武装斗争。在紧张激烈的抗敌斗争中，他中风了，临死时，他仍然关注着国家的命运。玛丽亚小姐是这个家族爱国传统的继承者，当她想到会受法国人的支配时，她就颤慄了。
在《战争与和平》中，彼埃尔是一个从第一卷出卖，直到全书故事尾声仍然活跃着的人物，是作家着意刻划的一个人物形象。他是大贵族别祖霍夫的私生子，十岁时被送往国外，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二十岁回国，长成了一个“胖大壮健的年轻人”。他一方面聪明热情，善良老实，有时甚至带噗傻气；一方面懒散软弱，显得放荡不羁。当时俄、法战争迫在眉睫，彼得堡的显贵们都聚集在宫廷女官舍雷尔的客厅里，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欧洲的形势。以舍雷尔为首的保皇党大肆攻击法国革命，侈谈爱国主义。彼埃尔则直言不讳地称赞法国革命，替拿破仑辩护。因此，他被上流社会视为“死人或害瘟疫的人”。
彼埃尔回国后不久，父亲就死了，他继承了大宗遣产，一夜之间成了首富。库拉金公爵早就觊觎他家的财产，千方百计把女儿爱伦嫁给了他，他向往着理想的道德生活，但是妻子爱伦的堕落和上流社会的腐朽都使他痛苦。他被秘密宗教组织“共济会”的博爱教义所吸引，从事慈善事业，在自己的庄园里实行改革。减轻农奴的劳役，废除体罚，建立农奴的医院、学校等等，但是失败了。他的慈善事业不仅没有改善农民的生活遭遇，反而在实际上使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他失望了。
1812年的战争给了他启示，思想上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在鲍罗金诺上，普通士兵的勇敢行为对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拉耶夫斯基炮垒里，他亲眼看到了士兵们高度的爱国主义、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他把自己同普通士兵进行对照，“他们不说，只是做”。他敏感地察觉到自己过去的许多信念是虚伪的。希望接近人民，“完全过那种共同生活，深刻体验使他们成为这种人的东西。”
彼埃尔对拿破仑的态度不久前还是非常热情的，但是在卫国战争的日日腐蚀腐蚀里这种观点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这个革命“继承人”的赞赏变成了对暴君、杀人凶手的仇视。俄军撤离莫斯科后，他化装留在城里准备伺机刺杀拿破仑。由于错过了机会，他没有成功。在莫斯科街头，他看到了征服者肆无忌惮的抢劫和凌辱俄国人的场面。为了在大火中抢救一个小孩和保护一个俄国女子免受法国兵的欺侮，他被当做“纵火犯”当了法国人的俘虏，体验到了被无辜判处死刑的人的悲哀。他看到手无寸铁的莫斯科居民被枪杀时，几乎摧毁了他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善的追求。在俘虏营里，他接受了宗法制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宿命论和不抗恶论的影响。普拉东那种与众不同的对待生活的态度使他大为折服，他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就是顺从天命，为上帝而活着，从而获得了所谓精神上的“新生”。
不久，彼埃尔被游击队救了出来。战争结束后，他与伊里亚·罗斯托夫伯爵的小女儿娜塔莎结成了美满幸福的家庭。他继续探求生活的目标，最后参加了秘密团体的活动，接近了十二月党人的叛逆思想：“一切都要糟了！法庭里有的是盗案，军队里只有鞭打、上操和屯垦；人们备受折磨，文化受压制，所有年轻的和诚实的都被扑灭了。人人看出，这种情形不能继续下去了。一切都紧张到一定要破裂的程度了。”他愤慨地表示：“情形坏到他们再不能让它坏下去了。尽可能加以挽救是所有正派人的责任。”
安德烈是包尔康斯基一家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中等身材，生有刚强而清秀的面貌。”他对贵族客厅里的人极为反感，“连看一看他们，或听一听他们，都使他厌倦。”他鄙弃上流社会的虚伪，抱着贵族的荣誉感，决心成就自己的功名而从军去。当了库图佐夫的副官后，深得信任，被认为“是那种稀有的把主要兴趣放在战争大势上的参谋人员”。在申格拉本战役中，他成了士兵们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的见证人。他不仅观察了战斗的过程，而且积极参加了战斗。高级指挥官对待屠升炮队所立战功的不重视态度引起了他疑惑不安，“所有这一切都那么奇怪，那么不象他所希望的那样”。
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安德烈曾幻想这场将以辉煌的胜利告终的决战会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他和从前一样，希望得到巨大的荣誉。但是，奥斯特里茨是俄国军队遭受惨重失败的地点，也是安德烈功名心破灭的地点。他受重伤躺在战场上，仰望天空，领悟到大自然的宏伟，感到个人功名的渺小，放弃了虚荣心，产生了厌世的思想，妻子在分娩时的死亡更是个打击，他看到刚出世的婴儿，叹口气说：“这就是我们能得到的唯一东西。”但是，他是一个刚强的、不断探索的人，1812年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又为爱国激情所推动，立即去参战。在鲍罗金诺战役前夕，在与士兵的交往中，他深刻地了解了普通士兵的情绪，对这次战役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他把自己也看作是夺取这个胜利的巨大力量的一分子。在战场上，他亲眼看到士兵的英勇，感受到了他们崇高的精神，懂得战争胜负取决于人民，尽管他受重伤死了，却是接近了人民，完成了他对人生意义的努力探索。
娜塔莎是罗斯托夫家族中最出色的形象，是小说的女主角。在这个保留着俄罗斯民族传统和宗法制遗风的庄园贵族家庭中，娜塔莎从小就养成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等特点。她喜爱俄罗斯民间音乐，会跳俄罗斯民间舞蹈，对自己的民族和传统风俗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以坦荡的胸怀接受丰富的生活，本能地渴望人的生活更加充实。她异常的迷人之处首先在于她那种充满崇高精神的自然率真，她以这种态度来认识世界并正直地生活于其中。可是，她早期的生活始终没有跳出个人欢乐和爱情的圈子。在她情窦初开的时候，她曾钟情于包力斯。可是包力斯追求的是金钱和地位，并不乐意与她这样一个几乎没有财产的少女结婚而毁掉自己的前程。在一次舞会上，她的青春活力、坦荡的胸怀唤醒了一度悲观厌世的贵族青年安德烈的生活激情，很快双双坠入情网。但是，在安德烈出国期间，风骚淫荡的爱伦又引诱娜塔莎与自己的兄弟、已婚的花花公子阿纳托尔相识。娜塔莎动摇于两者之间，险些跟阿纳托尔私奔。当法军进逼莫斯科时，她自发地产生了爱国激情，当她看到伤员将要留在被放弃了的莫斯科时，伤员们的命运引起了她极度的不安。她毫不迟疑地说服母亲，卸掉自家三十辆马车上准备运走的贵重物品，将所有的马车供伤员使用，自己步行，并主动参加护理伤员的工作。安德烈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生命垂危，娜塔莎便以真挚的感情去爱抚他，直到安德烈死去。战争结束后，娜塔莎同一直默默爱着她的彼埃尔结了婚，成为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典型。
托尔斯泰通过彼埃尔、安德烈、娜塔莎三个贵族青年成长道路的描写，真实地表现了在人民的土壤里和卫国战争的激励下，一代先进贵族青年的觉醒和成长，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巨大教育力量和爱国战争的深远影响。彼埃尔和安德烈的生活道路是曲折的，他们的探索是艰苦的。虽然开始时各自具有由于贵族的出身教养和社会影响所造成的弱点，但最后都接近了人民，甚至通向了革命。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这是十九世纪坚强的个性在为俄国历史中寻找地位和副业的探求。”
可是，由于托尔斯泰“道德上自我修养”观点的影响，这三个贵族青年的形象变得复杂化了。安德烈身负重伤后，临死前竟然“饶恕了一切”，信仰了博爱主义。彼埃尔被俘后，在法军俘虏营里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竟接受了浸透宿命论思想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启迪，形成顺从天命、爱一切人的观点。人物性格的这些变化显然缺乏生活根据。作家是想通过他们宣扬“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观念，并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