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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托尔斯泰意识到了自己的说教——不以暴力抗恶的毫无效果。当革命失败，人民遭受屠杀的时候，他以大无畏的精神站出来替人民辩护，多次上书沙皇政府，为民请命，希望“停止流放、苦役和死刑”。1908年5月，他从报纸上看到二十个革命者因为袭击地主庄园被判处死刑的新闻，心中充满了恼怒与愤恨，立即写下《我不能沉默》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这实在叫人受不了，不能这样生活……我不能这样生活……我为什么要写这件事，并且极力传播它，目的是从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要么结束这件没有人性的事情，要么消灭我和这种事情的联系，把我送进监狱……最好地象对这二十个农民一样给我穿上刑衣，和他们一样地被推开长凳，用自己的体重在自己的老喉咙上勒紧肥皂水浸过的绞索。”这篇论文通过图拉的地下印刷所排印，秘密地传播开来。
革命失败以后，成千上万的革命者被投进了监狱，被流放服苦役，死刑和枪决接连不断。沙皇政府不仅对革命者没有停止“流放、苦役和死刑”，就连信仰托尔斯泰学说的人也不免受到迫害。工人弗·莫洛奇尼科夫因为保存和散发被查禁的托尔斯泰的文章被判处徒刑一年。托尔斯泰的秘书古谢夫也两次被关进监狱，被判处流放，其罪名是因为他们散布被书刊检查机关查禁的托尔斯泰的作品。
撕下一切假面具的 《复活》
《复活》写于1889年至1899年，小说的素材是检察官柯尼为托尔斯泰提供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贵族青年引诱了他姑母家的婢女，婢女怀孕后被女主人赶出了家门，流落到彼得堡，沦为妓女，因被指控偷钱而受到审判。这个贵族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见到了从前被他引诱而抛弃了女人，深受良心的谴责，他向法官申请准许同她结婚，以赎回自己的罪过。
托尔斯泰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最初的构思是用它作基础，写一个以忏悔为主题的道德教诲小说，题名为 《柯尼的故事》。初稿写成后，作家自己感到很不满意，他在1895年1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刚去散步，忽然明白了我的《复活》写不出来的原因……必须从农民的生活写起，他们是对象，是正面的，而其他的则是阴影，是反面的东西。”在十年的创作过程中，托尔斯泰经过艰难的探索，不断地修改，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前后共写成六稿，使柯尼的故事与作家所希望揭露的社会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小说的篇幅也逐步扩展，由中篇而长篇，最后成为一部批判尖锐、内容丰富的社会小说。
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官方教会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批判，毫不妥协地揭露了他们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复活”，提出了道德完善的问题。作品还反映了作家世界观转变后的思想矛盾，表现了俄国千百万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将要到来时的思想情绪。
小说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一年夏天，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到姑母的庄园里过暑假，姑母家有个婢女叫卡秋莎，农奴出身，从小死了母亲，是个美丽、纯洁的姑娘，她和聂赫留道夫相识，彼此产生了爱情。聂赫留道夫大学毕业后，到近卫军中服务，生活开始堕落，三年后，他再次路过姑母庄园时，在圣诞节之夜诱奸了卡秋莎，然后又把她抛弃了。后来卡秋莎怀孕后被女主人赶出了家门，沦为妓女，改名叫玛斯洛娃，在妓院里又被人陷害诬告，说她有意放毒杀人，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恰巧，当了贵族代表的聂赫留道夫在法庭上认出了她，终于“良心发现”，觉得自己有罪，受审判的应该是自己，而不是玛斯洛娃。于是他向玛斯洛娃认罪，并各方奔走设法营救她，营救不成，他就把田地分给农民，跟玛斯洛娃一起到西伯利亚去，自愿经受一切苦难，借此赎罪。他的行动感动了玛斯洛娃，又重新爱他，最后玛斯洛娃不愿聂赫留道夫终身为她受苦，就劝他回去，自己与政治犯西蒙松结合，精神上得到了“复活”。聂赫留道夫也通过同法庭、监狱、流放所的黑暗现实的接触，加深了忏悔，斩断了自己同上流社会的联系，虔诚地皈依了宗教，同样得到了“复活”。
列宁说过，托尔斯泰“在自己的晚期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群众的被奴役和贫困，就是农民和一般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满着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这个评价指出了托尔斯泰晚期创作的批判力量及其重大意义，今天用来指导我们分析《复活》也是适合的。
《复活》以大量的篇幅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下的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暴露了官吏的残暴和法律的虚伪。作品的开端便是审判无辜的玛斯洛娃的场面，那些貌似公正的执法者，却是一伙道德败坏、草菅人命的官僚。法庭庭长是一个生活放荡、不顾犯人死活的坏蛋，为了按时赴情妇的约会，他一心只想早点结束对玛斯洛娃的审判，于是草草收场。另外两名法官各自想着自己的胃病和妻子吵架的私事，犯人的命运和法庭上发生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任何特别重要的意义。副检察官卜列维更是一个荒淫无耻的家伙，“功名心很重，下定决心要做出一番事业来，因此他认为凡是由他提出公诉的案件都必须达到判罪的目的。”开庭的前一天夜里，他通宵达旦地在妓院里寻欢作乐，根本没有看有关案件的材料，第二天却在法庭上发表长篇演说，用心恶毒地要加重对犯人的判罪。玛斯洛娃就是在这样一群官吏手中平白无故地被判处苦役刑。尽管她名义上可以上诉，“不过枢密院不可能查考案情的是非曲直”，“只审查在法律的引用和解释方面是不是得当”，即使呈文递送到“皇帝陛下”那里，也仅仅是被“恩准”将“苦役刑改为流刑”而已，这对沙皇的“体恤下情”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小说通过聂赫留道夫到枢密院替玛斯洛娃上诉的情节，揭露了沙皇政府的各级官吏的残暴腐朽。退休的国务大臣贪婪成性，是一个吸血鬼。枢密官沃尔夫自认为是一个具有“骑士般的正直品格的人”，“对好几百个无辜的人……横加摧残，弄得他们倾家荡产，判处他们流放和监禁，然而他非但不觉得这样做正直，甚至认为这是高尚、勇敢和爱国主义的功绩。”在为人处世中完全丧失人性，是彼得保罗要塞司令克里格斯穆特的突出特点，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忠实奴仆，“因为特别的残忍和大规模的屠杀”而获得各种奖赏，并以此感到骄傲，“他的职责就是把男女政治犯监禁在地牢里或单人牢房里，关得他们不出十年就毁去一半，其中有的疯了，有的死于肺病，有的自杀……”
在这样一群贪官污吏的淫威下，受害者又何止玛斯洛娃一人，农民、工匠、流浪汉、小业主通通不能幸免。一群到城里打短工的农民由于没有“身份证”而被送进了监狱。缅绍夫母子被控放火烧了酒店老板的房子而被判刑，实际上是酒店老板为了领取“保险赔偿金”而自己放火烧了房子。“对付这些人无异于用大鱼网捕鱼，凡是落网的，统统给拖到岸上来，然后把合乎需要的大鱼给挑出来；小的则丢在岸上没人管，任凭它死掉或晒干。”对于政治犯的虐待，是公开的，“抓了几百个显然不但没有罪，而且也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有时一关就是许多年……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宪兵、警官、暗探、检察官、法院侦查官、省长、大臣们的专断、闲暇和心境。”冤狱遍及全国，哪里还有什么正义可言？“真理让猪吃掉了”。
以至作者愤怒地控诉道：“人吃人的行径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在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司局里开始的。”
小说不但揭露了官僚机构的横暴残忍，而且撕下了官办教会的“慈善面纱”，无情地剥去了神甫金线织成的外衣，指出了他们精神上奴役人民的罪行。在最高一级的“卫道士”当中，体现教会与国家联盟关系的托波罗夫几乎是一个与人的感情最为“绝缘”的人，他的原型就是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波别多诺斯采夫，这是十九世纪末俄国最有势力和最反动的人物之一。托尔斯泰一般避免为作品的主人公取那种象征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