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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对人类最初的五个文明——或者借用生物学的概念叫做“亲代文明”——的一个简单介绍。
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冲突、融合的时空效应
人类最初的这五个文明，在地域范围上都非常狭小，仅限于一两条大河的冲积平原。那么在这些最初的农耕文明周围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在这些狭小的亲代文明的南边，一般都是海洋或者沙漠，而在它们的北边，则是辽阔无边的亚欧大草原，当然也有高山峻岭。在亚欧大草原上，生活着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而定居的农耕文明就如同沙漠中的几片绿洲一样被漫无边际的游牧民族包裹着。我们刚才说到，农耕生活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没有进入农耕生活的那些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他们基本上还属于野蛮民族，还没有接受文明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但是这种文化还称不上是文明，只是史前文化或者原始文化。这样一来，在亚欧大陆上，就形成了一种南农北牧的基本格局——南边是一些刚刚萌芽的、弱小的文明国家，人们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文化水平比较高；北边则是许多游徙不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水平很低，基本上还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另一方面，南边的农耕文明虽然生产力相对发达，文化水平高，但是定居的生活方式容易养成一种惰性，因此长期以来，农耕文明地区就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对象。那些生活在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虽然没有进入到文明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于他们是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长期狩猎为生，机动性非常强，而且性格剽悍，能够吃苦耐劳，战斗力特别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往往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南方的农耕文明。于是在亚欧大陆上，长期以来就形成了在生活方式上南农北牧、在经济状况上南富北贫、在军事实力上南弱北强的这样一个对峙局面。
当人类文明产生的时候，亚欧大陆就开始形成了两个世界的对峙。最早的五个农耕文明都处于北回归线与北纬35度之间的狭小地区，这个偏南地带的文明地区，我们把它叫做农耕世界。在农耕世界的北边，可以说像漫山遍野的黄沙一样到处弥漫着游牧民族，对于偏北地带的那些游牧民族，我们把它们叫做游牧世界。那么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的长期对峙，这种对峙，从公元前3000年人类文明产生的时候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后1500年。可以说，人类4000多年的历史，都是在这两大世界的对峙中度过的。在公元15、16世纪这个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到来之前，人类的文明主要就是在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冲突、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15世纪以前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我们刚才说了，游牧世界像汪洋大海一样地包围着农耕世界，而游牧世界对于农耕世界的每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其结果都导致了农耕世界的巨大变化。我可以把这些变化分为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方面，我把它叫做“时间效应”；另一个方面，我把它叫做“空间效应”。首先讲讲什么叫做“时间效应”，所谓“时间效应”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形态的嬗变。那么文明形态的嬗变又是什么意思呢？形象地说，文明就好像是一只蚕，最初只是一个小黑卵，从卵中孵化出一条小黑蚕，然后这条蚕就不断地蜕皮，蜕一次皮变化一次形态，由黑蚕变为黄蚕、白蚕、透明的蚕，再往后呢，它又吐丝结茧成蛹，最后又化为蛾子，破茧产卵。虽然这条蚕的形态在不断地改变，但是它始终还是那条蚕。文明的发展也是这样，文明的形态在不断地嬗变，但是这个文明的本体或实质却在形态嬗变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和传承。这就是文明形态的嬗变，而文明形态嬗变的主要原因，在15世纪以前的数千年时间里都是由于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突与融合。一个农耕文明，在经过游牧世界的不断地冲击和融合以后，它的形态就发生了变化，从第一代文明演变为第二代文明，又从第二代文明演变为第三代文明，乃至第四代文明。我在上面所列的那个图，纵向地看，就是说明农耕文明是如何在游牧世界的冲击和融合之下，发生形态嬗变的。这是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冲突、融合的“时间效应”，它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嬗变。下面我们会具体说明，在300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各大文明的形态是如何在游牧民族的作用下发生嬗变的。
另一方面，在游牧民族的冲击和融合之下，农耕世界也发生了一个“空间效应”。这个“空间效应”呢，我喜欢形象地把它叫做“酵母效应”。所谓“酵母效应”，就是看起来弱小和地域狭小的农耕世界，在遭到了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征服之后，不仅没有彻底被消灭掉，而且还通过一种以柔克刚的方式，在长期的文化融合过程中，改造和同化了入侵的游牧民族，并且通过游牧入侵者的中介，把以前属于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也纳入到农耕文明的范围内。这就好像是一块酵母，被一个很大的面团包裹着，久而久之，这块酵母通过发酵把整个面团都变成了酵母。“酵母效应”的实质就是通过游牧民族入侵的反作用力，把农耕文明的影响扩展到原来的游牧世界中。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中，看起来游牧民族是入侵者，是主动者，但是经过长期的文化融合以后，游牧入侵者反而纷纷地皈依了文明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游牧的习性，开始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接受了水平更高的农耕世界的文化。这也就是恩格斯说过的“野蛮的征服者被更高的文化所征服”这样一种历史效应，我把它更加形象地称为“酵母效应”。事实上，在15世纪以前，整个人类文明就是通过这种以柔克刚的“发酵”方式，在空间地域上不断地扩展的。我们说过，最初的人类农耕文明如同沙漠中的几点绿洲，被广大的游牧世界从四面八方包裹着。由于这种“空间效应”或者“酵母效应”的影响，到了公元15世纪时，亚欧大陆上几乎到处都是农耕世界了，游牧世界反而变得没有立锥之地了。再到今天，我们上哪儿去找游牧世界啊？现在世界上残存的游牧民族只是一些古老的历史遗迹，成为我们旅游观赏的对象了，它早已就不再构成一个对农耕世界具有挑战性的完整世界了。
在长达3000年之久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人类的文明正是通过“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双重作用，在时间坐标上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形态嬗变，在空间坐标上一次又一次地扩展地域范围，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逐渐发展起来的。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看一看，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冲击、融合的情况。
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1）
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后1500年，在这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中，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发起的大冲突、大入侵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从公元前3000纪末（在这里，我们不用“世纪”这个单位，而用“千纪”这个单位），一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持续了150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游牧民族对刚刚出现不久的农耕世界发起了第一次大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一次文化大融合。这一次大入侵的主要发起者，最初可能是生活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一些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最初活动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草原上，从公元前3000纪末期开始，他们逐渐向亚欧大陆南面的农耕文明地区渗透、扩张。这种渗透和扩张的活动是通过千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游牧民族的扩张过程是渐进式的，他们追逐着水草，走走停停，趁农耕世界虚弱之机，就大举进攻，以蛮族入侵者的身份进入文明的农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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