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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跟他谈了自己的设想。 胡适在1951年5月16、17日连续两天谈到毛泽东的“自修大学”。他在16日的日记里节选了一段萧三《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的内容：“……泽东同志又组织了一个‘自修大学’，后来又组织了‘湘江中学’。”又在17日的日记里节选了一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中的内容：“一九二○年他回长沙……组织了文化书社，青年图书馆，办船山学社，自修大学，湘江中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胡适之所以对两本书中的这部分内容如此感兴趣，不厌其烦地摘抄在日记中，是因为他是毛泽东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1951年5月17日 ……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 尽管我们目前已经无法找到胡适的“一个自修大学”的演讲稿，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之所以将原先的“工读互助团”更名为“自修大学”，是采纳了胡适的意见。从日记里也可看出，胡适还为毛泽东修改了“自修大学章程”。 这年7月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才两天他便给胡适写了一封信：“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 从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那时不仅与胡适的联系颇为频繁，而且对胡适也很倚重。信中所提到的“沪上一信”，不知是胡适收到了又忘记回复了，还是根本没有收到。总之，没有了下落。 毛泽东在这一次逗留北京期间，读了许多有关俄国情况的书，他不懂外文，只能看中文书，有关共产主义的中文书籍，只要能找到，他都仔细地读了。特别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译著给他的影响最大，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此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虽然对胡适很敬重，但这并没妨碍他认识胡适的视线。1923年4月，毛泽东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一份理论月刊——《新时代》杂志，在其创刊号上，毛泽东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文中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指出今后中国政治的形势走向和前途。他把国内各派势力分为三派，即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胡适属于“非革命的民主派”，毛泽东指出了胡适这一派所具有的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 综观胡适一生，其政治态度及其表现证明了毛泽东眼光的准确。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劝毛“放弃武力” 国民参政员傅斯年、黄炎培等六人为推动国共两党的团结，促成双方商谈，应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于1945年7月1日飞赴延安。 在访问中，参政员们与中共领袖有过较多的接触，毛泽东当面请傅斯年转达他对时在美国做寓公的胡适的问候，说：“代问老师胡适好。” 自1920年胡适与毛泽东在北京分别后，就一直没有再见过面。其实，其间是有一次见面机会的，但错过了。七七事变后一个月，胡适去南京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会员一共有16人，其中也有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也如约参加会议的话，就可以与胡适叙旧了。对于这件事，胡适在日记里也有记录： 1937年8月17日 八点半，在汪宅开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员共十六人（有△者今晚到的人）： △张伯苓蒋孟麟黄炎培张嘉森张耀曾沈钧儒曾琦△李璜△蒋方震△梁漱溟△陶希圣△傅斯年毛泽东马君武晏阳初△胡适 今晚精卫先生主席，列席者有蒋作宾、王雪艇、吴达诠三部长及张岳军秘书长。周恩来代表毛君出席。 胡适1938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42年卸任后，即移居纽约，打算续写他的《中国哲学史》。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重庆谈判国民党代表之一王世杰（字雪艇）择机递呈毛泽东一份电报。是胡适自美拍给毛泽东的。全文如下：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 胡适，八月二十四。 胡适到底不过一介书生，他说要共产党“放弃武力”，在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这样的话，未免太过天真；而他对时局的看法，认为共产党只能借鉴西方，走议会道路，否则一旦与国民党打起来，只会“完全销灭”、“自致毁灭”的观点，历史已证明了其乃大错特错。 以当时的形势，就算胡适主观上不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说话，那么至少在客观上他的论点也是与国民党要共产党放下武器、交出军队的要求相一致的，何况他给毛泽东的电报又是通过国民党高级官员转交的。 事实上，胡适在被国民党“冷落”了三年之后，这时又“热”起来了。首先是8月3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电告胡适，请他作为政府代表出席将在英伦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9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不久，蒋介石又亲致电胡适，希望他“早日回国主持校务，并图良晤”；就在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那天，胡适获政府所颁胜利勋章一座。 其实，国共重庆谈判的焦点之一也就是“武力”问题。 谈判结束毛泽东回到延安，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在谈到国共双方争论的“武力”问题时毛泽东说道：“……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但“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毛泽东的这番话，阐明了共产党的态度，既是对党的干部们说的，也是对胡适说的。这也算作对一直在抱怨没有收到毛泽东回信的胡适的一种答复吧。 大陆解放前夕，北平处于解放大军的包围之中，胡适与妻子江冬秀匆匆登上蒋氏政府为他安排的专机，逃也似的飞离了北平。 在飞机上，他追昔抚今，百感交集。他感慨时局变化如此之快，感慨这一去将不知何年月才能重返，更感慨在这动乱之际，他的儿子却不愿与他同行，使他于“逃难”之悲中复受亲离子别之痛！ 胡适共有两个儿子，长子胡祖望时在国外，那个不愿跟父亲走的是小儿子，叫胡思杜。 胡思杜留在了大陆。 解放后不久，毛泽东指示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作为“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以及“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的胡适，其思想自在批判之列。胡思杜也在报上写了篇《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的文章。 胡适不甘坐以挨批，他从美国到台湾，或演讲，或通过广播，针对大陆对他的批判，发表反共言论。 1954年，由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所谓“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导致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及文学史观点的全面的批判。因为俞平伯“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而中国“自20年代以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为此，毛泽东在“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及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