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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为此，毛泽东在“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及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中说要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随后，在大陆范围内，一个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暴风骤雨般的批判胡适的运动铺天盖地而来。 毛泽东有心要对胡适以及唯心论来一场持久战。他在1955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说：“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显然，对胡适的批判系出自毛泽东所认为的政治形势的需要，所以他在发动运动的当时就指胡适说过“将来要替他恢复名誉”这样的话。当时是1956年2月，毛泽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1964年8月，毛泽东于北戴河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可见对于胡适的本质，毛泽东心中还是有数的。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被蒋介石“请”当“总统”（1） 一个是教授、博士、著名学者，一个是国民党党魁、政治家；一个崇尚民主自由，一个追求专制集权。这样的差异注定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必是起起伏伏，颇多周折。他们之间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密无间，也矛盾重重，又交织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恩恩怨怨。于是，在胡适日记中，蒋介石的名字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被蒋扣上“反党”的“帽子” 据胡适日记记载，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 1932年11月28日 下午七时，过江（此时，他们都在武汉——引者注），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被蒋介石“请”当“总统”但是，另有证据证明他俩在这之前的1931年10月就见过一次面。这年10月14日的《申报》上有一则“南京专电”，这样写道：“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 巧的是，胡适1931年的日记，偏偏就缺失了10月份的内容，之前之后也未见有“来京谒蒋”的记录。 无论是“谒蒋”或者是“蒋寓晚餐”，都可说他俩此时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否则也坐不到一起。但是仅仅在半年多以前，胡适甚至被蒋介石扣上了“反党”的帽子。 1931年3月18日 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 随后，他在当天的日记里粘贴了一份剪自《大公报》的剪报： 蒋告清华学生代表 吴南轩发表经过 （十七日下午七时四十分发南京专电）清华学生代表（十七日）午谒蒋，蒋告以决派吴南轩为校长。政府非不欲容纳学生意见，但先征周贻春未得同意，胡适系反党，不能派。吴系留美教育博士，人颇真挚。嘱各生安心读书。 1928年3月，刚刚结束欧美之行的胡适在上海出任新创办的《新月》杂志主编，同时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第二年春，国民政府下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这令一向倡导民主自由的胡适有些喜出望外。然而在他细细研读了全文后，却万分失望。在他看来，这份“命令”只是名义上的保障人权，实则是干涉言论自由，侵害私人财产。激愤之余，他挥笔写下《人权与约法》，谴责政府官吏逾越法律的种种行为，呼吁要实现真正的法治，而真正的法治应当是只认得法律而不认得人的。这篇文章自公开发表在《新月》上后，引发了一场关于人权问题的大讨论。 紧接着，胡适又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中直言，从国民党对新旧文化的态度上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在思想言论自由方面，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也是反动的。 与此同时，他还大胆放言：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胡适的这些言论立时遭到国民党文人的一致猛烈攻击。上海党部因此决议：“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公开指责胡适陈腐慌怪。 重重压力之下，1930年5月，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蜗居在上海寓所不问时事埋头著书做学问一段时间后，返回北京大学继续执教。他也因此被蒋介石扣上了“反党”帽子，丧失了出任清华校长一职的机会。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被蒋介石“请”当“总统”（2） 显然，在这次与“政府”的针锋相对中，胡适是处于下风的，甚至一度有传言说他被“政府”通缉。这种被动让他明白，相比于国家机器的强大来说，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而弱小的个人与国家机器对抗，无异于鸡蛋撞石头，不是头破血流，就是粉身碎骨。 于是，在1931年年初，又一次来到上海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五次常会的胡适托人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送去一封信和两份《新月》杂志，“一份赠与（陈）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意欲通过陈布雷与蒋介石在“互相认识”的基础上达成“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 1931年1月19日 访金井羊，把《新月》全份托他带给陈布雷，并送一份给蒋主席，附一信…… 在给陈布雷的信中，胡适很诚恳地表示：“《新月》谈政治，起于二卷四号，甚望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 虽然这不能说是胡适的一种妥协，但至少他向“政府”表明了他的一种非对立非对抗的态度。从蒋介石一方来说，胡适的学术影响力非他人所能比及，是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当胡适主动抛来“绣球”后，蒋介石顺手接住。《申报》的“南京专电”实际上向公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胡适与蒋介石与“政府”之间已经冰释前嫌。 实际上，在“南京专电”公开之前，胡适已经开始参与到“政府”中去了。 1931年9月26日 昨日子文来电，要我去南京，电文云：（英文）鉴于财政委员会的成立与目前的危机，请速来南京。请答复。宋子文 对于宋子文的邀请，胡适是拒绝的。他在这天的日记中继续写： 昨天太忙，不曾回电。今晚回一电云：（英文）好意心领，恕我无法就任财政委员会。一有空即赴南京。胡适 至于为何要拒绝，胡适在日记中未明说，或许毫无原因。从他后来在宋子文又一次邀请之后，又同意了，可推测，他当初的拒绝只是出于一种本能。在他拒绝宋子文一个半月之后，又连续接到宋子文和张公权的电报，都是力邀他就任财政委员会。 1931年11月11日 宋子文来一电，张公权来一电，皆劝我就财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之设是要监督财政，实行预算。此时谈不到此事，但子文意在借财委会作一种挡箭牌，如此会能行使职权，亦可稍稍制裁军人的浪费。 我复一电云：（英文）愿意就任财政委员会，希望在联合政府组成后就任此职。 胡适没有等到联合政府组成后就任，第二天，他就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说财委会组织大纲及委员人选名单已经发表。这让他不免吃惊不小。 1931年11月12日 昨晚得蒋介石先生来电，知财政委员会已发表，并已定十五日开第一次会，可谓“神速”了。我今日复一电云：“真电敬悉。北归后即病，删日财委会不能出席，乞谅。” 在当天的日记后，胡适粘贴了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