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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刮民脂民膏，唯恐事发惹祸，回北京后整天疑神疑鬼。某晚，有只猫在房上走动，熊便疑为刺客，命人包了几百元钞票搁在房顶，目的是“贿赂”刺客买命。几天后，钱包还在原处。熊仍不死心，又差人将500元置于一偏僻处，故意让人拾走，借以“解冤”。但由于地方太偏僻，也没人去“拾遗”。最后只好将钱放在显眼的路边，他的这个“心愿”才算了却。
张恨水24岁时到芜湖《皖江报》当编辑，月薪8元。报社管吃管住，伙食不错，自己一间房。他晚上写两篇短评后，常和同事上街逛逛，吃碗面，再来几个铜板的熟牛肉。
作家萧乾，蒙古族，北京人，遗腹子，苦孩子。他自小寄住在三叔家。他还很小的时候，三叔就突然去世了。他还记得那天三叔刚剃过头，是坐在椅子上死的。三婶来回摆弄着三叔光秃秃的脑袋，厉声责问：“怎么，你就这么把我们娘儿几个撇下不管啦！”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
演员陈强1918年出生在太原一个底层市民家庭。他不满5岁的时候，便每天要干三种活：一是晚上和姥姥提个煤油灯上街拣煤核。他拣的煤核不仅能供自家一天烧用，还能卖掉一桶。有一次他没忍住对门煎饼铺的诱惑，卖了煤核买油条，嘴上解了馋，却挨了父亲一顿痛揍；二是跟着父亲去卖菜。一些买菜的妇女见状，不免怜惜地叹道：这孩子准没娘。无形中多少起到些促销作用——他家的菜确实比别人家的卖得快；三是领粥。施粥在当年是一种很普遍的“慈善工程”。陈强在家里专司此职。粥领回来，一家人喝。陈强说：“我从小是喝粥长大的。”
有人说李叔同是从朱门入空门的典范。他出家时，除少量日常用品和一身布衣外，把所有家当散尽。夏丏尊说：“我所得到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及金表等。”
1946年到1947年，山西省银行驻天津主任阎孝先为阎锡山收购了大量美金，存在（文）天津（人）大陆（书）银行（屋）的保险库里。后来阎锡山指示汇一笔钱到美国，为数约200万美元，说是作为他儿子阎志敏去美国留学的费用。
民国初年，朱启钤曾任陆征祥内阁交通总长。当时，北京尚未风气大开，朱家吃的用的，已完全欧化。家宴一律是西餐，仆役都穿白大褂，紫色背心。家里所有装潢摆设也一概西式。大概仅朱妻还保持着一样“中式”爱好——搓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美国是中立国，汉口的花旗银行成了富人争相光顾的去处。从新老军阀、权贵显要、巨贾富商到妓院的老鸨、庙里的和尚尼姑，如潮水般涌来，几乎将银行挤爆。后来花旗银行不得不设置一个1000元的开户门槛，银行收进也仅以袁头现洋和库平现银为准，其他银钱一概拒收。存期最少半年，周利息一厘。就这样，现金眨眼间就一箱接一箱地堆满了库房。银行的洋人经过时，故意用脚踹踹，以傲慢的语气得便宜卖乖地骂道：“这么重的东西，真他妈给我们添麻烦！”
北洋时期，中法实业银行的华人职员等于今天的外企员工。他们的薪水视资历和能力而定，从几十元到一百几十元不等。请假在三个月以内的不扣工资。年终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奖金。在工资之外，有时另加10％的生活津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孙秉衡在西门子洋行奉天分行任销售员。在他的记忆中，分行的洋人大班月薪为六七百元，最低级的书记也在300元以上，当中美金和法币各占一半；华人员工则只发法币，最高的不过150元上下，低者仅20元。孙的月薪是95元。
荷兰人司比门本是个混混加无赖，后来混了个法国籍，当上上海万国储蓄会董事长，娶一上海歌女为妻。歌女出身的司比门夫人后来成了上海头号的阔绰太太。她头上装饰用的假发，天天花样翻新；鞋能堆满两间屋子，每双鞋鞋尖都可以镶嵌钻石，每次换鞋，必嵌上两颗价值连城的巨大钻石；其家有两间房子储藏衣服，上千件衣裳都依照巴黎最时髦的款式花色缝制，每件只要在宴会等场合穿过一次，即废弃不穿；她的珠翠宝石更是多得堆积如山，不计其数。司比门太太每天用掺着香水的牛奶洗澡，每顿饭动辄数十上百元（上世纪20年代），所食白塔面包只在南京路沙利文食品店出高价定做，面包上刻着司比门的缩写字样。司比门夫妻每举行一次宴会，仅餐室里用于装饰的鲜花的价值，据说就可抵普通人家一两年的伙食费。
民国初年，晚清的王爷尚能吃地租，恭王府所收地租每年达12万现洋之多，可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恭亲王溥伟1914年移居青岛，每月有两三个随事的换班，所有吃喝用等物品都从北京采购，鸡鸭鱼肉和咸菜得要老字号的，如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点心等等。每月开支大约三五千元，不够用时打电报再由北京汇款。
袁世凯称帝前，冯国璋闻风入京见袁，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袁世凯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
袁世凯病危时，除袁克定外，单给每个儿子15万元。当时袁的五妾杨氏、六妾叶氏和八妾九妾刘氏都已怀孕，因不知生男生女，便预留60万元由克定保管，如生男就依例付给，生女则留作公费。后来，四妾中有两人给袁生了遗腹子，两人生女。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晚年妻离子散，租住在京郊海淀的一间小屋里，最终潦倒而死。袁的另一个儿子克端亦为败家子，夫妇大吸鸦片，终日享乐，挥霍无度。后来一天只能得到一块钱的生活费，虽破败至此，但梅兰芳来天津演戏时，袁克端夫妇还是当了一件皮袍定下包间，同去听戏。
李纯是天津乡下人，幼年家境一般，后入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读书，毕业后混迹军中。民国以后，曾任江苏督军，任上发了横财，家当无算。
李纯自1914年起广置房产。先以4万元购得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处住宅，又以2万元在天津黄纬路购地建住宅一处。此后，他陆续在天津南市购下南起东兴市场、北至荣吉街以北的大片房产，占地皮约140亩。经扩建，共有楼房、平房、市场、戏园、澡堂等约4500间。李还在河北三马路东兴里、五马路、北马路一带，购买、修建房屋1404间；在河东东兴里一带拆建和扩建房屋500间；在英租界20号路购洋楼八所；他在英租界11号路等路段还有四处住宅。如此来看，说天津版图的几分之几是李家的，似也不为过。李纯后来又在北京珠市口等地段置下房产700余间，在天津周边则置地无算。
除上列不动产外，李纯还有一本秘密的财产账，系江苏督署机要室秘书主任芮谷贻书写。李死后递存于其妻王氏、其弟李馨手中。这个账单所记家当大体如下：
黄金2400两，存王氏手中，都系20两一块的金块；黄金1940两，存孙氏（李的次妻）手中，都系20两一块的金块；现款300余万元；懋业银行股票50万元；大陆银行股票20万元；北洋保商银行股票15万元；山东省工商银行股票4万元；哈尔滨耀滨电灯公司股票4万元；北京电车公司股票10万元；天津裕大纱厂股票8万元；龙烟煤矿股票2万元；中华书局股票5000元；天津一大皮革公司股票12万元。
李纯死后，在天津出殡和南京开吊共花出10余万，这在天津，不是绝无仅有，亦属极其少见。
李纯的侄子李震欧因继承大笔家产，怕被绑票，自小不出家门，也不读书，曾放话：“李家是千顷地一棵苗。”意在独吞李纯遗产。1935年，他不过十六七岁，便带着厨师和随从，南下沪杭，遍历泰山青岛，北游大同，登太行山，足迹所到，挥金如土。回来后，将住所楼下的汽车房厕所打开，辟为热带鱼室，雇一个名叫张胖子的人专管，对稀奇鱼类，有价即买，耗资两万以上。玩腻了之后，又将鱼室扩建为小动物园，猴子、海豹、鳄鱼等俱全，还买了条大蟒，天热时缠在身上，故意站在门口，以致路人侧目，绕道而行。
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三日伪时期附逆，本来就家底丰厚，此时运销鸦片，逆产已无法计算。他在上海有十几处住宅。所用痰盂，都是以纯金制成的，其他如烟具、烟灰缸、高脚盆乃至挂在走廊上的鸟笼子，也都是金的。有人认为，盛老三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