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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愤终于在极度的苦闷中爆发，燃起了反抗的火焰。一九一八年五月，当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反苏卖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声言为了“共同防敌”，日本军队可以开入中国东北全境。消息传出，三千中国留日学生义愤填膺，责骂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
中国留日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决定“罢学归国”、“上京请愿”。这个救国团的领袖人物之一，便是李达。五月中旬，李达率留日学生救国团一百多人抵达北京。北京大学学生们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了欢迎大会。主持大会的便是后来成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李达和许德珩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五月二十一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和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一起，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虽然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不过，却使李达由“实业救国”转向了“革命救国”。回到日本之后，李达找来许多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埋头钻研起来。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一年之后——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和十九日，由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接连刊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文，署名“鹤”（取自李达的号鹤鸣）。这位“鹤鸣”先生终于“鸣”起来了，“鸣”出了社会主义之声，清楚表明了他向“左”转。
原本埋头数理化的他，如今埋头于翻译马克思学说著作。那在《民国日报》发表的文章，只是他在翻译之余写下的心得而已。他译出数十万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这样，李达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物。也正因为这样，李达跟陈独秀才见了一次面，陈独秀马上抓住了他：“你搬过来，到我这儿住，帮我编《新青年》！”陈望道搬过来了，李达搬过来了，渔阳里二号里住着三位“笔杆子”，同编《新青年》，同商建立中国共产党大计。当然，随着李达迁入渔阳里二号，那位王小姐也就常常光临那里。这时，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也终于带着女儿子美、儿子和年，从北京南下，住进了渔阳里二号。
陈独秀的发妻高晓岚所生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原在上海震旦大学学习。就在陈独秀抵沪前夕，陈延年、陈乔年获准赴法勤工俭学，于一九二○年一月离沪，坐船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到达马赛，在二月三日乘火车到达巴黎。
第三部分：酝酿作家茅盾加入了“小组”
那时节，常常出入于渔阳里二号的，还有一位文弱书生，名唤沈德鸿，字雁冰。后来他写小说，署笔名“茅盾”，逐渐以茅盾知名，而本名沈德鸿却鲜为人晓（尽管他在一九二○年使用的是原名，但为了照顾读者习惯，此处仍用茅盾）。这位以写《林家铺子》、《子夜》、《春蚕》著名的作家，在解放后当过十五年的文化部长，是人所共知的非党人士。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以八十五岁高龄去世。
在茅盾病殁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他生前的请求和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恢复”两字，表明他原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恢复他的党籍之后，党龄从何时算起呢？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定中写明“从一九二一年算起”！茅盾，跟那位进出渔阳里二号的王小姐，说起来还有点沾亲带故。如同他在《我的学生时代》茅盾：《我的学生时代》，《东方》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中所回忆的：“父亲把我送到一个亲戚办的私塾中去继续念书。这亲戚就是我曾祖母的侄儿王彦臣。王彦臣教书的特点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学生，不像其他私塾先生那样上午应个景儿，下午自去访友、饮茶、打牌去了，所以他的‘名声’不错，学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王彦臣教的当然是老一套，虽然我父亲叮嘱他教我新学，但他不会教。我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大，有大六七岁的，只有王彦臣的一个女儿（即我的表姑母）和我年龄差不多。这个表姑母叫王会悟，后来就是李达（号鹤鸣）的夫人。”茅盾，王会悟的同乡——浙江省桐乡县人。他从小便与王会悟认识，同在乌镇长大。乌镇，十万人口的城镇，一条河沿镇穿过，一艘艘乌篷船往来河上，一派江南水乡风光，令人记起茅盾笔下的《春蚕》、《林家铺子》。
一九一三年，十七岁的茅盾考取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教他国文的，便是沈尹默，教文字学的则是沈尹默之弟沈坚士。“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在北京大学预科念了三年，他经亲戚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的英文不错，所以在该所英文部工作。后来调到国文部。这时候的他，在中国文坛上还默默无闻。
他开始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投稿。最初，他信仰无政府主义，觉得这个主义“很痛快”，“主张取消一切”。慢慢的，他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来到了上海，住进了渔阳里。陈独秀原本不认识茅盾，听张东荪说起茅盾能译英文稿，便约他见面。“哦，原来你也是北大的！”陈独秀听茅盾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沈尹默老师，一见如故。只是陈独秀那很重的安徽土话，使茅盾听起来很吃力。陈独秀拿出一叠英文的《国际通讯》（《国际通讯》是共产国际的刊物，每周三期，用英、法、德、俄四种文字出版）交给茅盾，说道：“你把里面关于苏俄的介绍翻译出来，供《新青年》刊登。”于是，茅盾常常进出渔阳里二号。于是，当陈独秀、维经斯基召开座谈会，茅盾也参加了。于是，茅盾参加了一个“小组”。关于这个“小组”，茅盾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写《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文中如此叙述：“我记得小组的成员有：陈独秀、张东荪、沈玄庐、李达、邵力子、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一些别人（引者注：此处张东荪有误，他未加入“小组”）。小组开会在陈独秀家里。会议不是经常开，主持人多是陈独秀。开会时，有一个苏联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很年轻，好像是顾问，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做联络工作的。……“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小组没有党章，我记得在嘉兴南湖开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我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