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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一九八一年决定恢复茅盾的党籍时，党龄从一九二一年算起。至于茅盾的党籍，为什么直到他去世后的第四天才得以追认，那是由于其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最初，茅盾一直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活动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差不多每天都有好几封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台展”的信，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钟英小姐”是谁？原来，“钟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谐音。那些来自各地的信，是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信，由茅盾代转。因为茅盾当时有着公开的职业，比较方便。外地中国共产党组织来人，也常找茅盾接头，再由他介绍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指派，茅盾加入了国民党。当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茅盾是宣传部的秘书。当时，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广州东山庙前西四街三十八号，茅盾以及萧楚女也住在那里。茅盾跟毛泽东有了许多交往。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茅盾受到了通缉。他不得不转入地下，以写作谋生，写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交《小说月报》发表。他不再署过去常用的“沈雁冰”，而是临时取了个笔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觉得此名太假，令人一看便知是笔名，就在“矛”上加了个草头，成了“茅”。从此，“茅盾”之名不时出现在中国文坛上。
一九二八年七月，茅盾化名方保宗，剃去了蓄了多年的八字胡，亡命日本。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他在一九三○年四月五日，从日本回到了上海。他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他曾向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提出，希望恢复组织生活，未果。但是，他和鲁迅站在一起，为左翼作家联盟做了许多工作。他写出了长篇力作《子夜》。
一九四○年，茅盾受新疆军阀盛世才迫害，带着一家从乌鲁木齐逃往西安。在西安遇朱德将军，遂与朱德一起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握着这位老朋友的手。茅盾郑重地提出，希望恢复党组织生活。毛泽东当然了解茅盾的情况。不过，根据工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茅盾作为一位著名作家，留在党外对革命事业更加有利。这样，茅盾一直以一位非中国共产党人士的面目，在中国文坛上活动着。也正因为这样，茅盾在去世之后，才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去世后第四天，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的决定的全文如下：“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同志，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一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一九二八年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临终以前恳切地向党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一九二一年算起。”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在举行茅盾遗体告别仪式时，他的遗体上醒目地覆盖着一面红旗，旗面缀有金黄色的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
第三部分：酝酿陈独秀出任“小组”的书记
茅盾当年在上海所参加的“小组”，用他的话来说：“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小组”是在一九二○年八月成立的。如果说，一九二○年五月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迈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步，那么这个“小组”的成立则是迈出了第二步。这个“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不过，由于有人退出，有人加入，“小组”的成员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不尽相同。
这个“小组”的成员，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的反复考证，有以下十七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茅盾、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周佛海、沈泽民（茅盾之弟）、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原名李声蟹）、李季。这十七人中，年龄最大的是陈独秀，四十一岁，最小的是沈泽民，二十岁。这个“小组”究竟叫什么名字？施存统在一九五六年回忆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李达在一九五四年回忆说：“一九二○年夏季，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邵力子在一九六一年这么说：“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六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林伯渠在一九五六年则说：“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林伯渠：《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袁振英在一九六四年回忆：“共产党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都是一样的，是内部的名称。”《袁振英的回忆》，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四七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周佛海在一九四二年称之为“筹备性质的组织”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一九四二年版。陈望道在一九五六年则说，还是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现今可查到的这个“小组”的七位成员，七种说法。查阅当年的报刊，则又有第八种说法，即这个“小组”名叫“社会党”。
一九二○年十月十六日《申报》上，曾披露这么一条消息：
“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和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申报》称陈独秀为“社会党”，倒是有根有据的，因为陈独秀在这个“小组”成立不久，便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宣称“吾党”即“社会党”。
那是一九二○年九月一日出版的八卷第一号《新青年》，刊出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此文是由于“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于是“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左”。陈独秀的“略述”，令人诧异地提及了“吾党”：“吾党对于法律底〔的〕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此处清楚表明，“吾党”即“社会党”。下文，又一处如此行文：“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这位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的文章，本来就引人注意。他口口声声说起了“吾党”，警方马上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