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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在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晚上，周佛海挂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声言效忠蒋介石，气得他的“老朋友”陈公博骂他“卖友求荣”！
八月二十日，周佛海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佛海兴高采烈，一下子从大汉奸摇身一变，变成国民党大员。
不过，周佛海自以为得计，高兴得太早。他毕竟早已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怎能如此遮掩而过？才当了一个月的“总队司令”，在强烈的舆论谴责下，不得不由戴笠出面，把他暂且软禁于重庆。后又移交南京监狱。
在陈公博被枪决之后，周佛海也被推上历史审判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不服，请律师辩护，声称他当年曾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如此这般，一幕闹剧演至翌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发布《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认为周佛海确实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周佛海终于保住了脑袋。
不过，才略微喘了一口气，周佛海心脏病却日益严重。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他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五十一岁。
第八部分：锤炼维经斯基花甲之年病逝莫斯科
维经斯基和马林交替着在中国工作：
维经斯基先来中国，帮助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他回苏俄了。马林前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
当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时，马林和维经斯基都在莫斯科。
马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大”，然后于一九二三年十月离华赴苏。
维经斯基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接替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四大”和“五大”。
维经斯基穿梭一般，往来于中苏之间：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离开莫斯科，来到北京、上海，十二月又返回莫斯科。
一九二四年四月来华，一九二五年三月返苏。
一九二五年五月来华，一九二六年一月返苏。
一九二六年六月来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返苏。
一九二七年初来华，一九二七年六月返苏。
维经斯基先后六次来华，沟通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他比马林在华的工作时间更长，是共产国际内的“中国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壮大，维经斯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维经斯基态度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跟他的合作关系是比较好的。
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在苏俄、在中国发表。他是架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座桥梁。
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看成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错误，调离了中国。
回国后，维经斯基不再在共产国际工作。他担任了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席。
此后，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维经斯基担任过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
在一九三五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
也就在这一年，他被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教授。
从此，维经斯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不过，他仍时时关心着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
一九四七年，苏联莫斯科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维经斯基所著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讲演（一九一八年——一九二四年）》一书。
一九五○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争取国家独立和民主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
一九五三年，在《莫斯科东方科学研究所文集》第七期发表了他的《论东方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一文。
也就在这一年，维经斯基病逝于莫斯科，终年六十岁。在马林、尼柯尔斯基和他三人之中，唯有他属“正常死亡”，寿终正寝。
第八部分：锤炼李达在“文革”中蒙难
没有一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死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一九六六年八月，火炉般的武汉，一位名叫“李三”的老人在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之后，血压降到90/50毫米汞柱，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走到人生的终点，终年七十六岁。
“李三”是在他病危时不得不被送进医院用的化名，意即“李达三家村”！
那时，自从姚文元挖出个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在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李达是建党元老之一。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由李达和李汉俊这“二李”负责筹备召开的，而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宣传主任。中国共产党“二大”是在他家中召开的……
李达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便声言不再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主任。他与陈独秀不和。然而，他与毛泽东甚为默契。中国共产党“二大”前夕，他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他干脆和妻子王会悟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回到湖南，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清水塘。李达担任了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一九二三年秋，李达正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据李达自述，原因有三：
一、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求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李达自认为对革命实际工作不够积极，但为革命做理论研究与传播，即是对党的贡献。
二、对中国共产党“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求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方针“想不通”，“不愿意做国民党员”。
三、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
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中的憾事。不过，他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与陈公博、周佛海截然不同。
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汉口《国民日报》曾刊载湖南李达声明“鄙人脱离共产党已有四年”。因此，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的时间，确实在一九二三年秋。
李达是学者型人物。他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九二六年六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李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
一九二七年三月，李达又受毛泽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
虽然李达已脱离中国共产党，但是一九二八年的《湖南清乡总报告》仍称李达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
此后，他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仍教唯物主义哲学。
一九三○年夏，李达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
他埋头于著述，写出三部重要理论著作，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这三本书，毛泽东都仔细读过，其中《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
他在著书、教书中，度过那漫长、孤寂、艰辛的岁月。他称这些日子中，他在“守寡”。
一九四八年初，李达忽地收到中国共产党华南局转交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使他欢呼雀跃。那是一封用暗语写成的非常巧妙的信：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王元慎：《此身莫向沟中殒——李达与毛泽东》，《中华英烈》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这“本公司”，显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代称。毛泽东仍记挂着这位“本公司发起人”。
李达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深夜离开长沙，先去香港，再坐船北上，抵达天津，终于在五月十四日到达北平。毛泽东派人在车站迎候他的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