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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深夜离开长沙，先去香港，再坐船北上，抵达天津，终于在五月十四日到达北平。毛泽东派人在车站迎候他的光临。
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香山家中与李达长谈。他仍称李达为“鹤鸣兄”。
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学等作为历史证明人，李达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结束了“守寡”的日子。
李达仍希望从事教育工作。这样，他先是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后来调往武汉大学任校长。
李达写出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书，宣传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那位“理论权威”康生，深知李达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一九五八年，康生来到武汉大学时，拉着李达的手，甜蜜蜜地说：“李达同志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
可是，在“文革”大幕拉开之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却在高等教育部接见群众，宣称：
“现在清楚了，李达开除了党籍，他是叛徒，对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他们有那么一帮……”
林彪也点了李达的名。
于是，李达变成了“李三”，在七斗八斗中被摧残而死。
一九八○年，中国共产党为李达平反昭雪。
第八部分：锤炼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九十光阴瞬息过，
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
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
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
深信前途会伐柯。
这首《九十初度》，写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这天是董必武九十虚岁生日。他正在病中。
就在他写完这首诗的几天之后，病情转重。正在广州的他，急急地被用飞机送回北京。出了机场，他乘轿车直奔北京医院，住进新盖的北楼高干病房。
自知不起，董必武对守在身边的夫人何芝莲叹道：“我这部机器的零件看来已经老了，怕运转正常很困难了。”
半个多月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哀乐。播音员以沉痛的语调宣布不幸的消息：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因肝癌不治，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日晨七时五十八分，与世长辞。……”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中，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从二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的，唯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
董必武走过了漫长的历史之路：
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他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执行委员。
国共合作时期，他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他曾作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代表，出席国民党“二大”，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他的挚友李汉俊、詹大悲惨死于武汉。董必武成为蒋介石、汪精卫追捕的目标。在袁范宇弟兄的帮助下，在那月黑风高的时刻，他化装成水手从武汉乘船到上海，前往日本。他刚刚离去，他在武汉的寓所便被查抄，外甥张培鑫被杀害。
在日本，董必武与林伯渠、刘伯垂会合。半年之后，他由海参崴来到莫斯科，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的学生。他的同学之中，有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等。此后，他又转入列宁学院学习。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他，以“老学生”的姿态孜孜于学习之中。
一九三二年三月，董必武离开莫斯科，秘密回国。经过漫长的旅行，他在中秋节到达江西“红都”瑞金。从此，他一直与毛泽东共事。
他的最初的职务是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委。不久，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
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年近半百之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来到延安之后，他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校长。在一九三八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增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董必武两度成为新闻人物：
一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飞往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他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
二是他从美国回来，便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在团长周恩来率领下，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董必武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至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文革”中，这位中国共产党元老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排斥、迫害。一九六八年春末夏初，他不得不迁出中南海，住在北京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里。
他和朱德、陈毅等，被加上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另组中国马列共产党”、“里通外国”……
一九六九年，董必武被“疏散”到广州。
终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折戟沉沙”，覆灭于蒙古温都尔汗。
董必武欣然命笔，赋诗一首：
盗名欺世小爬虫，
以假乱真变色龙。
日照原形终必露，
岿然牯岭孰能冲。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虽然已九十高龄，又身患重病，但董必武还是坚持出席了会议。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重大的国事活动。
董必武与毛泽东自始至终有着很好的友情。毛泽东总是称他为“董老”。
第八部分：锤炼毛泽东离席震撼世界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反复复播送“下午三时有重要广播”，人们便众说纷纭，猜测着即将发布的是什么重大新闻。
下午三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哀乐，用低缓的声调宣告：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
毛泽东是在九月九日零时十分与世长辞的，享年八十三岁。
巨人离席，世界震惊。一百二十三个国家政府发来唁电。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追悼大会。在中国，三十万人列队走过他的灵柩，向他的遗体告别。百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全国九亿人民，向他致哀……在所有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中，唯有毛泽东的去世引起的人们的心灵震动最为强烈。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含而不露。诚如刘仁静在一九七九年三月答复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关于“毛主席在‘一大’会议上发言的内容是什么”所说的：
“在‘一大’会议上，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当办事员时，就与我认识了，我当时觉得他对报纸很重视，无论什么报纸他都看，不管是反动的或进步的报纸。嘉兴南湖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曾对我说，你今后要多做实际工作。他对我讲这句话，可能与他当时是搞实际工作并在实际斗争中研究马列主义有关系，也可能是认为我在‘一大’的发言有点夸夸其谈。”《“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一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毛泽东与马林没有什么个人接触。但是，没多久，毛泽东便给马林留下了印象，诚如马林一九三五年与美国教授伊罗生谈话时，回忆当初道：
“另外还有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二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这个“能干的湖南学生”，便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