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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季，翻译馆任用了英国教习传教士傅兰雅；其后在同一年里又录用了另
外三名传教士，他们的汉语程度都足以向中国的笔录人员口述 技术著作的译
文。曾国藩不顾一年之前倭仁的嘲讽，在1868年下半年的一分奏折中表示，
他希望遴选书香门第的聪颖子弟随同这些洋人学习，以便使这些青年领悟西
洋技艺中的义理。 （二、三年之前，这位总督的天资颇高的长子曾纪泽开始
①
学习英文和西洋算学，这大概是他父亲鼓励的结果。） 1869年后期，在位
于江南制造局新址的校舍竣工的时候，当时依然不到五十个学生的上海同文
馆即迁往那里，由江南制造总局主办，并改名为广方言馆。在此同时，制造
局本身还安排了工人在职训练班和徒工夜校，以便在这里教授数学和简易科
学知识。
然而，这个教学规划中的几个方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配合。徐寿和其他
的中国数学家…科学家对制造局的生产计划并不负担责任。他们追求自己的学
术兴趣，并且不断地从事翻译。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十二个中国人
和五个传教士学者 （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金楷理和林乐知）合作，
把许多从伦敦订购的书籍准确地译为中文；到 1877年底，已经出版的翻译本
②
和改编本著作达五十四种之多。其中不少是关于蒸汽轮机、制模以及铸造技
① 沈珂： 《先文肃公政书续编》，1870 年的奏稿。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4 第64—65 页。
② 《船政奏议汇编》，卷13 第19、30 页；卷14 第5 — 6 页。
③ 刘广京： 《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8 页注103。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3，第7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20—21 页。
② 有关到1877 年为止的这一出版数字，根据贝奈特：《傅兰雅把西洋科学技术引入十九世纪的中国》，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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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格林炮、克虏伯炮手册之类。另外一些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著作，例如封·希
理哈的《防海新论》（1868年版）；中译本于1874年出版，很快就为李鸿
章仔细读过。还有一些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教科书，诸如白起德的《运规约
指》（1855年版）、鲍曼的《实用化学入门》（1866年版）以及田大理的《声
学》（1869年版）等等。这些书是通过中国书商分销的。仅举两例：一部1872
年发行的关于克虏伯炮的手册八年当中销售了904册；一部1873年发行的
代数论文七年当中销售了781册。但是正如负责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工作最多
的傅兰雅所抱怨的那样：这些书只有包括学馆和训练班在内的制造局内部几
个部门才使用，而且使用的次数也很少。①
下述事实使江南制造局所属学馆的发展受到阻碍：它本来应该培养工程
师和翻译人才，而一个迂腐的理学士大夫涂宗瀛（1811？—1894年）在他短
暂的上海道台任期内（1870—1871年），却责成上海县教谕主管学校的中文
课程。这样，虽然数学在广方言馆三至五年的课程中受到应有的重视 （学习
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各个学生的能力和专业要求），但在教授代数、几何和三
角的时候，还要求学生通习中国的《算经》，结果造成了一些概念的混乱。
尤其在第一学年里，要求学生肄习繁重的中文课程。要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不
断地阅读历史著作，包括《左氏春秋》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如此，
还直接安排了经学课程，要求阅读的书中有朱熹的全部著作和一部十八世纪
②
清朝论宋学的文集。除此之外，学生们每周还必须花费一天时间准备一篇作
文，有时是八股文。如果仍有余力，可以学习林乐知讲授的英语或者傅兰雅
讲授的法语。中文课程一直延续到第二学年，到这时学生们才允许专攻“外
国语文及风习制度”，为做外交工作做准备，或者选择技术性专业，例如矿
物学、冶金学、机器设计与操作等等。只是对于那些无志参加科举考试的学
生，才单开技术专业课程，中文课在这里减少到最低限度——只读《四书》
和《五经》。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种单独的技术课也已经收录了大
约四十名学生，它似乎分为三个班组：造船学、船舶工程学和军事科学。开
设的课程包括英文、数学、绘图和射击学。教习中有外国人参加，大概是些
和制造局内造船及军械制造有关的洋人。①
在 1870年下半年江南制造总局的教育和培训规划开始付诸实施的时
候，从一开始就赞助这一规划的丁日昌，却因丁母忧而不得不暂时离任，这
对教育和培训规划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丁日昌虽然非常注意财政和司法
管理上的问题，但他仍然确信中国需要效法西洋科学。他在1867年的一个奏
折中论述说，只有致力于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抽象的研究工作，才能把西方技
术学到手。“洋人……耗其心思、气力、财货于渺茫无凭之地，在数千百年，
②
而其效始豁然呈露于今日”。 由于丁日昌的努力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著名的
赴美留学使团的成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可以说，在他离任丁忧之前，
他帮助中国在引进西方科学方面迈进了一步。
录Ⅱ和Ⅲ。关于拟译选书的官方政策，参看《广方言馆全案》，第32—33 页。
① 贝奈特：《傅兰雅把西洋科学技术引入十九世纪的中国》，第40—42 页。
② 《广方言馆全案》，第20—23 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70—171 页。关于涂宗瀛，
参看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辑的《清史》，第6 册第4963 页。
① 《广方言馆全案》，第52 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77 页。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 第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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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培训
早在1864年，一个无名的士大夫上书总理衙门警告说，日本在派人去欧
洲学习制枪造船，因此总署大臣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封上书的启发，便就
是否宜于派遣学员到外国兵工厂一事咨询李鸿章。李鸿章答复说，这是迟早
③
终须采取的步骤，但是可以等一等，先在中国设局建厂再说。耶鲁大学毕业、
以受过“自由主义教育”而自负的中国人容闳，在1868年初向刚任巡抚不久
的丁日昌呈递了一份计划，建议让中国青年在进行在职培训之前先到美国大
学预科和高等院校学习。丁日昌深为这个计划所吸 引，以至亲自为此事写信
给文祥，并且最终取得了曾国藩的赞助。1870年10月，当丁日昌在华北协
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所造成的危机时，他说服了这位政界元老向清帝建
议，派遣青年学生到海外的普通大学及陆海军学院学习。曾国藩在他的奏折
中解释说：“其＇西洋＇制则广立书院，分科肄习。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
①
门名家。”1868年的蒲安臣签订的条约允许中国人到美国游学，因此丁日
昌确信，由于容闳本人曾在美国受过教育，如果确实能够给他配备一个具有
正统背景的人同行，以使这个方案可以为北京所接受的话，那么他会是办理
中国学生到美国游学的一个很好的人选。恰巧曾国藩的幕府里有一个翰林学
士，他仕途坎坷，几乎要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决心谋求晋升。此人即1853年的
进士陈兰彬：他虽被任命为刑部的一名主事，却回广东搞地方防御工作。他
曾一度是湘军将领刘长佑的随从人员，不过现在在为曾国藩效力。陈兰彬曾
②
被描绘为一个“嗜利小人，敢为大言；自便私图，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