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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国际社会许多国家发展振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历史上，因为经济繁荣和科技发达，曾吸引了包括邻国日本在内的许多外国留学生。中国自己早期闻名的留学生应属到印度学习佛经的唐朝僧人玄奘。
▲中国大规模出国留学发生在近代，其外在原因是以英法为首的西方列强因为对华贸易而强行打开了当时封闭了近200年的中国国门；内在原因是国人在亡种灭国危机下寻找救亡图存的强烈冲动。中国近代第一个留学生是留学美国耶鲁大学的广东籍青年容闳。
▲从1872年第一批官派幼童留美算起，迄今已132年；130年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从区区几十人发展到如今的每年上10万人，总数已达上百万人。对这130多年的留学史，目前有很多种划分方法，根据自己对留学生群体的特点和作用的观察和分析，我觉得应该将其分成五代比较合适。
▲值得关注的是，留学大潮的兴起从一开始就与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留学生运动的热与冷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晴雨表。无论是第一代留学生的富国强兵梦，还是第二代热血革命的理想，抑或第三代科技救国的执著，第四代建设祖国的使命，乃至第五代创业立业的热诚，都无不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更与当时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发展瓶颈相关。每一代留学生均是当时现代化进程中冲关夺隘的急先锋和生力军。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经济文化中心。与强盛的国力相伴，中华文明也曾以博览百家，吸纳众长而雄视天下，并吸引了周边国家众多的学子来华学习。与此同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是中华学子千百年来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华夏子孙游学异国他乡的故事不胜枚举，从玄奘西游到鉴真东渡，可谓妇孺皆知，脍炙人口。总之，无论是经商还是游学，古代中国人都是以一种自信与开放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勤奋而智慧的风采。
但进入近代后，由于清王朝闭关锁国，一味排外；统治阶层颟顸地坚持所谓天朝大国理念，迷信华夷之分；因此，在西方开始文艺复兴，进行工业革命时，曾经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国却在自我封闭中慢慢落伍了。据统计，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为13。2％，1919年又降为9。1％；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为50％，1919年降为36。7％。
落后就要挨打。在近代历史上，清朝君臣实际上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国门之后才开始真正开始睁眼看世界的，这一过程是如此痛苦而漫长，它伴随着难以计数的苦难与屈辱，国仇与家恨。从被迫与所谓蛮夷交往到主动派使节驻外，从把外来文化当作洪水猛兽到师夷长计以制夷，从视研习西学为离经叛道到主动派学生出国留学，近代中国就是这样在枪炮声中开始痛苦地对外开放，在血与泪中开始了自己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化进程。标志着这一进程开始的当推曾经辉煌一时的洋务运动，而伴随着这一进程始终并与之兴衰与共的当数肇始于洋务运动但却绵延至今的留学大潮。
百年留学潮中国第一个留学生
2004年8月3日，美国耶鲁大学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发布会，纪念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容闳自该校毕业150周年。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出席了发布会。1847年，19岁的广东青年容闳赴美求学，并于3年后考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成为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回国以后，容闳前后组织了4批共120幼童赴美留学，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在这些留美幼童中，涌现出“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中国第一位大学校长蔡绍基等历史名人。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在发布会上说，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出国留学的开拓者，也是官派留学的首倡者。早期的中国留学生满怀报国之志，刻苦学习，他们的坎坷经历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2＇2000年的5月5日，容闳的肖像进入了美国耶鲁大学的名人堂。我记得2003年耶鲁大学校长访华期间，我曾见到了他本人，他非常自豪地提到了耶鲁毕业了许多的优秀学生，诞生了5位总统，包括克林顿、老布什、小布什等，出了1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事实上，容闳是中国真正融入西方现代文明，并以不带偏见的眼光观察那个世界的第一人。今天我们纪念他的创举，却似乎忘记了他在那个时代的寂寞与悲凉。容闳在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历程中尝尽坎坷，而被他送出国外留学的幼童，绝大多数在没有完成学业的情况下，就因为大清帝国顽固派对现代文明的无知与抵制，而提前被强令回国。这一段历史，也许才是最值得我们铭记并且反思的。
1855年，26岁的容闳怀着报效朝廷的愿望，回到祖国。面对祖国的落后和异邦的强盛，容闳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
当时清政府在惨遭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割地赔款之后，又遭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严重打击，正面临覆灭的危险。当时，容闳这位只有美国学位，而无清廷功名的留学生报国无门、只能望国兴叹！
1853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清政府的统治趋于稳定。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在经历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惨痛打击之后，开始注意启用一些开明之士，并积极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此时，受过多年美国教育、怀有教育报国思想的容闳，努力通过各种关系说服朝廷派遣留学生。
1868年，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浦安臣条约》。其中有“中国入美国的大小官学，可享受最惠国人民待遇“的条款。这种在教育交流方面的最惠国待遇，为容闳向美派遣留学生计划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1870年，天津发生了焚烧法国教堂并杀害领事的“天津教案”。容闳经人推荐被任命为经办此案的李鸿章、曾国藩的翻译，这终于使得他有机会向曾、李二人提出选派幼童留学的大胆计划。
百年留学潮幼童出洋的夭折
从小学到中学，小留学生们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他们从这些书中不仅学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数年之后，很多幼童渐渐对《四书》、《五经》和儒学孔教失去了兴趣，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看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等观念十分迷恋。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还与美国孩子一起参加各类体育活动，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孩子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随行的清朝守旧官僚看来，这些举动却是大逆不道。
1876年，清廷派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吴子登虽支持洋务运动，但思想不够开放，且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一到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并下令开除了两名信基督教者，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此外，吴子登还加重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和礼仪教育，使幼童们非常反感，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听从容闳一个人的号令。
恼羞成怒的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还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等等。只凭一腔热血报国却对中国政治一无所知的容闳根本没有在意吴子登的这些行动，也不进行反驳。清廷上下对吴子登的一面之词信以为真，连曾纪泽（时任驻英、法公使，曾国藩之子）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才。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迅速得以批准。
当全体幼童听说朝廷让他们即日中止学业回国的消息时，一个个既悲愤又伤心，要知道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再过一二年就大学毕业。在这四批120名学童当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大学毕业，还有60多人正在读大学，其余的都还是中学生。在这些学生中，有3人到美国后病亡，数人先行回国，只有少数人抗拒不归，其余的在1881年9月6日离美回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