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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吧，灵魂，你这身躯之宾，
肩负着徒劳的使命；
别惧怕会遇到最出色之人，
真理将作你的保证。
美国的八月酷热难忍，在人事纷繁的纽约市，我拟写这份最后的声明，作为我的生活自传的前言或告读者书。但愿人们以后读这本书时，能真正体会到我写时的精神，除此我别无他求。
我从事的新闻事业致使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及战后遭受到了美联邦政府的迫害。华盛顿当局指控我有骚乱之嫌，由内阁委派密苏里州邮政局局长即原州长多克里担任此案的审判官。后者宣告我无罪，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类似的追查发生。
然而，我的《皮尔逊》杂志仍多次遭邮局扣留，造成其发行量削减了三分之二。威尔逊总统及其追随者伯利森的非法迫害导致了我的破产。我要求赔偿却遭耻笑。美国政府恐怕是太穷了，所以无法偿还它那些因不光彩的错误造成的损失。
我讲述这件可耻事件是考虑到那些为理想奋斗的人们的利益，因为他们也必将会身陷与我相似的处境。我并非是想吐什么个人的怨气。总的说来，我这辈子受到的待遇比大部分人可能要好一些，我也许得到了比我应得的更多的关爱和体贴，所以我不抱怨什么。
如果美国没有把我逼得如此窘困，我可能不会像我的理想所要求的那样如此大胆地写这本书。因为在命运之神最后的驱使下，人们多少会牺牲掉一部分真理，以获取周围人的好感，从而能安享晚年。但法国人说：“这家伙并不凶恶，不过是遭人攻击起而自卫。”所以现在我起来自卫抵抗了，我希望自己决无报复之心，但也决不因害怕而妥协。正像海涅评价自己时所说的，“我永远为神圣的真理而战，努力成为一名在解放人类的斗争中毫无惧意的战士；现在是又一场战斗，最辉煌的也是最后的一场战斗。”
英国文学史上有两大传统：一是乔叟和莎士比亚开创的。其表达极为自由，喜好描写猥亵场景及使用诙谐无忌的言语，这是男人们的语言；另一传统则越来越被清教主义所削弱，从法国大革命以后便面目全非、一蹶不振了。因为这场动荡使无知的中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并使年轻女子成了文学书籍的主要读者。
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文学萎缩成稚气型的了，或至少也是极土气的那种了。任何对狄更斯、萨克雷及里德在世界的影响与巴尔扎克、福楼拜和左拉的影响作过比较的人都能看出这一点。
一些外国作品，如《滑稽故事》、 《俎上肉》在伦敦都被视为黄色猥亵书刊，并在一无名小法官的命令下被销毁了。甚至连《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都被删改了。为了符合主日学校那些庸俗可笑的标准，没有一本书没被篡改过。而美国这次却很是谦卑，居然效仿起这么荒唐而可耻的举措来，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一生反抗这种老处女式的处事法典，我的反抗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更加强烈。
在我写的《莎士比亚其人》的前言里，我想揭示的一点就是：与道德不相融的清教主义已经渗透到言语中去了，它使思维萎缩，语言贫乏。
最后我想回归英国古老的传统。我决定就我到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一切说真话，关于我的同代人和我自己的真话，只是真话。我尽力做到对人对己一个样。萧伯纳曾对我说过，没有任何人是纯善或纯恶的，也没人能赤裸裸地剖析自己。但在这方面我是越出了善与恶这两个范畴的。
法国文学最能给人以引导和鼓舞，因为从谈论有关性的问题这一点来看，她是最自由开放的，加上她总在不停谈论一切与性爱和欲望有关的东西，因而成为各种族人民共有的世界性文学。
爱德蒙·龚古尔在其《日记》中写道：“每逢男人们相遇，女人和爱情这个主题是不变的谈资。我们在饭桌上的谈话首先是下流低俗的，屠格涅夫听到了就会露出那种只懂原始做爱方式的野蛮人的震惊神色。”
您只要用心读这一段，就知道我写这本书的笔调是怎样的自由了，但我却不会受法国社会习俗的束缚。正像在绘画上，看到了中国人和日本人所取得的成绩后，我们便改变了对这门艺术的观念。而印度人和缅甸人又使我们对爱情艺术有了更宽泛的理解。我记得有一天和罗丹一起参观英国博物馆，很吃惊地听到他这样评价那些来自大洋洲的小偶像及人像。他说：“虽然这是些很普通的东西，但你看这个，那个，还有那一个……都是真正的杰作，任何人都将为之自豪……这些东西太可爱了。”
我只想把生命教给我的东西说出来，假使我谈爱而只从ＡＢＣ说起，那是因为我只是在英国和美国生长起来的缘故，我所要说的却不止于此。
我当然清楚这本书一出来，将使我的敌人们扣在我头上的恶名变得确凿有力。这四十年来，我几乎替所有不讨人喜欢的事情呐喊助威，因而树敌甚多，现在他们可以尽情地宣泄他们的敌意了，他们的预言获胜了。我的坦率必定会引起一向敌视我的所有幼稚平庸之辈的反感。我也坚信那些能够接受法国作家们自由风格的真诚热爱优秀文学的读者们，也会认为我走得太远了。但是，我有很多理由用绝对自由的方式写我这本书。
首先，我年轻时做了一些令人惋惜的蠢事，我也见到其他年轻人做过更糟的，而这些仅是由于无知的缘故。于是我想警告有着极强感受性的年轻一代，在时而平静时而汹涌的生命之海里，到处都有暗礁和浅滩；我想在最危险的起航阶段，为他们画好一幅未知海洋之图。
我希望以此来使人们的生活更幸福，减少作为人类的痛苦和弱点，我还希望作个表率，鼓励其他作家也来做这样一种我认为既有益又有趣的事情。
还有更为重要的理由让我们说真话。拯救那些被莎士比亚称作“上帝的间谍们”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为他们已经探知了事物的奥秘，而人类的政治领导者们，一群盲人的盲目指路者们，已经把人类引向了灾难。
正如卡莱尔曾经预言过的，也正如所有有头脑之人所能预知的那样，我们已经掉入了尼亚加拉瀑布，好比那些无根之木，无助地在水涡里漂流，不知漂向哪里，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们遭受的苦难是咎由自取。世界之法是无情的，也从不骗人。我们是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迷失方向的呢？邪恶是与文明同样普遍存在的，幸运的是，它至少在从前是为人们的追求所限制的。
到了十八世纪末，自从人类开始征服自然界，物质财富日益增加，人们的行为规则就腐化了。那以前，至少在言谈上，我们是恪守了基督的福音教义的；在某个很小的程度上，我们对周围的人如果不叫友爱也算是尊重的；即使我们没有征收什一税去赈济别人，起码我们是做过一些不情愿的施舍的。但是，突然间，科学发展了，它的使命使我们更加自私自利，因为它声称：“消灭不适者才有进步。”于是人们就教导要显示自己的个性，这就像一项义务。超人观念及权力意志等都产生了，而基督宣扬的要友爱、要有恻隐之心、要仁慈等教义则退居其次。我们人类，想干坏事再也不用有什么顾虑了，于是我们做出了许多怪诞不经的伤风败俗之事。
我们所说的及所做的完全是两码事。世界历史上人们的行为思想从来没有这样混乱过，影响人们行动的理想也从没呈现过这么多互相矛盾的形式。难道我们还不应该理出些头绪，找找我们究竟错在哪里吗？
世界大战纯粹是人类一系列恶魔般疯狂行径中的最新一例，它激怒了所有人的良知。冷观近半个世纪历史记录下的大罪，都是由那些鼓吹信奉基督教的“文明”大国犯下的。所有在这一阶段目睹了人类所作所为的人们，都承认世界在一步一步走向可怕的地狱。
自由刚果国内十几万妇女儿童被杀戮、摧残，而这竟是在英国纵容下发生的，后者其实只需说一句话便能结束这一切。正是在同样的纵容心理驱使下，国际社会对刚果进行了可恶的封锁（这一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