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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学期，史塔卜鼓励我随时去他房间来问数学题。我把所有的半天假都用来温习功课，和他在一起对我的帮助很大。
有一天，在他的房间里，我问他一道题。他走过来，把胳膊搭在我的肩上，回答我的问题。无需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本能的觉得这是一种爱的表示，虽然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我不愿马上挣脱，又不愿意让他看出我的恼怒，我只是把头深埋在三角数学题里。一会儿他便走开了。后来我回想，是从我和琼斯打架之后史塔卜开始喜欢我的。从那之后，我好几次差点把我和女人之间的一切讲给他听，现在想来幸好我能守口如瓶。一天天，我更加觉得他越来越喜欢我，他更加经常地表扬我，奉承我。我不知道如何是好。能和他在一起学习固然对我有很大帮助，但我并不是真心的欣赏他，崇拜他。
他是一个言论极其偏激的人。他说学校的生活是最幸福，最纯净的。那里没有谎言，没有欺骗，没有丑闻，校园内有着良好的道德观，比校外的生活好得多。有时候，他的话让我笑破肚皮。真的，有良好的道德观如果校长今天脾气糟透了，学生们都会悄悄地在背后说他和校长夫人在一起，所以今天精神不好。
的确，史塔卜是一个认真的数学老师，能够将问题解释得很清楚，但他给我的感觉是固执、愚笨。我很快发现我当面嘲笑他的恭维话可以平息他对我的热情。
一天他吻了我，我失声笑了出来，他的脸顿时通红，难为情地说：“你真是个怪孩子。”我完全清楚地知道，如果我鼓励他，他还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又有一天，他对我讲了琼斯与亨利的事。很显然，他已听说我们宿舍的事。我佯装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询问我以前有没有和大点儿的同学有过亲密的接触。我断然地回答他没有过。并补充道，“我只喜欢女孩子，不喜欢龌龊的男孩子。”我和史塔卜在一起，就像是他比我小十二岁，而不是大十二岁，我很容易地就让他对我不再有热情，这样一直持续到数学考试。
第三章到美国去（2）
我们的舍监被我们称作“歇台”，他四十多岁，个子十分高，身体也很强壮。有一次有人问我“歇台”有没有过女人。因为我们都认为“歇台”还是个处男。如果他会爱女人那简直太可笑了。他是从曼彻斯特的一个什么大学毕业的，但在我们这帮小鬼看来，如果不念剑桥或是牛津，那么他只能算是一个粗人。但其实他这人还是蛮能干的。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歇台”总是看不起我。我因此开始讨厌他，并在心里琢磨和他玩个恶作剧。渐渐地我的观察能力越来越强，我注意到通到我们大寝室的楼梯有几阶梯木板子坏了。我们不得不走边上。通常我们在上床半小时后才能入睡，这时“歇台”一般会上来问我们是否作了晚祷告。我们会齐声回答：“是的，先生。”然后他说：“孩子们，晚安。”我们回答他：“先生，晚安。”然后他熄灯回到他房间。
有一天，我又有一个小的过失，“歇台”竟让我背诵一百行维吉尔的诗，为此我恨透了他。那天晚上，我拿了一块肥皂，把扶梯的两边都涂上肥皂，然后悄悄去睡了。当晚，“歇台”查完房后，刚一下楼，走到第二级就摔了下去，他连滚带爬一直摔到下面。一声闷响后，我赶紧下床，因为我的床离门很近，所以我第一个开门跑去扶他起来，嘴里说着一些同情的话。
他说：“我的屁股好疼。”他用手摸着他的屁股，脸上一片茫然，并不知是如何摔下去的。
我偷笑着上了楼，用手帕把肥皂擦去。高兴着我计策的成功，并对我自己说这是他的报应。
好不容易熬到学期结束，数学考试如期举行了。在询问过史塔卜后我自信可以拿到二等奖学金。一天他对我说：“我确信你一定可以拿到二等奖；但头奖却不一定能拿到。”我不加思索地回答：“是的，我也确信。”他急忙问：“为什么。”亏得我及时克制住了自己，否则就会把真正的原因告诉他。一阵沉默过后，他又说：“无论如何，你有可能拿到头奖，这恐怕别人是猜不到的。”
接下来，我们举行了运动会，这要比功课考试有趣得多。我得了两个金牌，琼斯得了四个。我又得了十五个银牌，这恐怕是一个纪录吧，因为我还很小。
我很清楚我是如何成功的。所以成功并没有让我变得自负，反而使我更为谦虚。我能成功，并不是由于我有过人的天份，而是靠我的努力和训练。如果我是由于天份高而取得成功，我会更加自豪的。比如说一个孩子叫李奈·密勒，他今年十六岁，有五英尺十英寸那么高，而我还不到五英尺。如果他也坚持训练一定会比我跳得高。虽然他现在只能跳到他下巴这个高度，我已能跳得超过我的下巴了。我有坚强的意志，所以我成功了，我认为这比天赋更重要。在日后的生活中我更加证明了这一点。我一开始就踏上成功之路，无非是由于我有坚定的意志，因此对于勇敢的人来说，天生的缺点往往是一种能力，天赋反而成了绊脚石。台莫逊尼斯便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开始不善言语，经过训练，他成了大演说家。
激动人心的一天终于到了，那天十一点钟，所有的学生以及一些嘉宾友人都齐聚礼堂来听考试结果，尤其是来听是谁拿走了奖学金。黑板的海报贴着个人成绩单，大部分学生都围在那里看，我连走都不走近去，后来有一个小孩很腼腆地告诉我说：“你得了全班第一名。”
我证实了他的话是对的，但我并不高兴。有一位剑桥的老师亲自来宣布考试成绩。他说了很多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今年奖项的分配比往年要困难得多。因为事实上，今年有两位学生的成绩几乎是相同的。我倾向于颁头奖给九号同学我的序号，而不是一号同学。但我得知其中一个同学不到十五岁，另一个已经十八岁够了上大学的年龄。所以我只能征求校长的意见，他同意将头奖颁给年龄大的同学。因为年龄小的同学明年仍然可以拿头奖，就算明年他仍然不够上大学的年龄。结果，戈登同学将获得头奖。哈里斯同学获得二等奖。”戈登站起来向他鞠躬致谢，下边的同学们欢呼声不绝于耳。然后轮到我了，我本想把所有属于我的钱都带走，越快越好。但现在我的计划受到了阻碍，我当然不高兴，我站起来谢了主考先生，我说：“我当然相信您是公平的，我如果早知道奖学金的决定与年龄有关，我就不参加考试了。现在我只能说今后我是决不会参加这种考试了。”
我的这席话引起了会场上的一片骚动，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大家似乎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一场灾难。剑桥的老师转身与校长交换了意见。很明显他有点恼怒，他又重新站起来说：“我必须得说，我很遗憾，哈里斯。我还从未如此尴尬。我必须把责任全部交给校长，我只能够这么做，不幸得很。”
接着，校长站起来伪善地说：“这件事非常难决定，我也想过尽力要公平些，但这种事一个人一生有时会遇到的。我如果能对那个年龄较小的孩子有什么补偿的办法，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的。我希望明年还是那位小同学得头奖，就像现在这样我要把支票送给他。”说着他挥舞着那些支票。
所有的老师都在喊我的名字，我登上讲台接受了那张支票。我愉快地笑了，那位剑桥老师和我握手，脸上挂着一丝歉意。我腼腆地对他说：“先生，谢谢您，您没有错，我很高兴。”他开始笑了，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说：“我很感谢你，你是一个优秀的失败者，不，或者我说成功者更恰当。你真的不满十六岁吗”我笑着点点头。当我再次上台去领年级第一奖时，他率先示意大家鼓掌。
我如此详细地介绍了这件事，目的是为了证明英国人常想做得公平些。这点是他们的本性，我们完全可以信任这一点。我的经验告诉我，英国人渴求公平的心比任何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