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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复明运动（附钱氏家难）
（四）
关于牧斋所以得免死于黄毓祺案一事，今日颇难确考，但必有人向当时清廷显贵如洪承畴马国柱或其他满汉将帅等为之解说，则无疑义。据上引牧斋所作梁维枢母寿序，言其被逮至南京时河东君寄寓慎可之家，由是言之，慎可乃救免牧斋之一人，可以推知也。
检梅村家藏稿肆贰“佥宪梁公西韩先生墓志铭”略云：
真定少宰梁公讳清远，排缵其尊人佥宪西韩先生行事来告。按状，公讳维枢，字慎可，别号西韩生，真定人。其先徙自蔚州，七世至太宰贞敏公（指梦龙）始大。贞敏第四子封中书，澹明公讳志，以元配吴夫人生公。皇清定鼎，即（工部主事）旧官录用。奔澹明公丧归，而孝养吴夫人者八年。用疏荐复出，补营缮郞。（顺治十三年丙申五月己未）乾清宫告成，得文绮名马之赐。升山东按察司佥事，整饬武德兵备。会入贺，遂乞养。后五年而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四。公生于（万历十年）丁亥八月之二十九日，卒于（康熙元年）壬寅十月之六日。元配王氏，继王氏，再继杜氏。少宰贵，于典得加恩二母，元配王，赠恭人，而杜貤封亦如之。有六子，长少宰也。又先业在雕桥庄，有古柏四十围。赵忠毅（南星）尝过而憩焉，岁月不居，身名晼晚，每摩挲其下，彷徨叹息不能去。余投老荒江六年，衰病坎壈，倍于畴昔。公家英嗣皆以公故辱知余。余得栖迟闾里，苟视先人之饭含者，夫犹公赐也。
则慎可丁父忧虽未能确定为何时，但至迟亦必在顺治四年七月马国柱任江南江西河南总督以前。则慎可殆以宾僚资格参预洪氏或马氏军府。考梁洪俱为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举人，有乡试同年之谊，（见光绪修畿辅通志叁玖及同治修福建通志壹伍陸选举表举人栏等。）在旧日科举制度下之社会风习，两人之间纵无其他原因，即此一端，慎可亦能与亨九发生关系，遂可随之南下，为入幕之客，寄寓江宁。至其雕陵庄，当由梁氏真定先业之雕桥庄得名。（可参赵南星味蘗斋文集捌“雕桥庄记”略云“吾郡梁太宰梦龙有雕桥庄，在郡西十五里。梁公往矣，公孙慎可读书其中，自号西韩生”等语及吴诗集览陸上“雕桥庄歌”序并注。）盖慎可侨居金陵，因取庄子山木篇“雕陵”之语，合用古典今典，以名其南京之寓庐也。
检牧斋尺牍中致囗囗囗云：
慎可离南京北返之年月，今颇不易知。但必在顺治六年己丑冬季以后。（可参下论。）往年寄拏雕陵，荷贤乔梓道谊之爱，家人妇子仰赖鸿慈。云树风烟，毎纡雁素。惟尊太翁老世兄邮筒不绝，翰墨相商，时询鲤庭，遥瞻鸾掖，寸心缱绻，未尝不往来函丈也。不肖某，草木残年，菰芦朽质，业已拨弃世事，归向空门，而宿业未亡，虚名为祟，谣诼间发，指画无端。所赖台翁暨司马公爱惜孤踪，保全善类，庶令箕风罢煽，毕口削芒。此则元气所关，海内瞻仰。不肖潦倒桑梓，无能报称，惟有向绣佛斋前，长明灯下，稽首斋心，祝延介福而已。犬子计偕，耑叩铃阁。黄口童稚，深望如天之覆。其为铭勒，何可名言。临楮不胜驰企。
寅恪案：此札乃致梁清远者，“司马公”指清标言。考清标自顺治十三年丙申四月至康熙五年丙午九月任兵部尚书，孙爱中式顺治三年丙戌乡试，牧斋此函即付孙爱赴北京应会试时面交清远者。孙爱应会试当不止一次，但此次必不在顺治十三年四月清标任兵部尚书以后，康熙元年壬寅十月维枢逝世以前。此六年间清廷共举行会试三次。依牧斋“谣诼间发”之语，则疑是顺治十六年己亥秋牧斋预闻郑成功舟师入长江之役以后，亦即孙爱赴北京应十八年春闱时也。然则牧斋作此札时距黄毓祺案已逾十年，尚欲梁氏父子兄弟始终维护保全，如前此之所为。今日吾人殊不易知郑氏失败牧斋所以能免于牵累之故。或者梁氏兄弟仍有间接协助之力耶？
寅恪复检牧斋尺牍上致镇台（化凤）书三首之一云：“内子念尊夫人厚爱，寝食不忘。此中邮筒不乏，即容耑候万福。”（此札言慎可家事颇详，自是致维枢者。编辑误列，不待详辨。至牧斋与梁化凤之关系，俟后论之，茲暂不涉及。）又第叁章引钱肇鳌质直谈耳，谓河东君在周道登家为群妾所谮，几至杀身，赖周母之力得免于死，观牧斋“梁母吴太夫人寿序”，可证河东君与慎可母之关系与应付周旋念西母者正复相同。河东君善博老妇人之欢心一至于此。噫！天下之“老祖宗”固不少，而“凤丫头”岂能多得者哉？牧斋之免祸，非偶然也。
前论牧斋所以得脱黄毓祺案牵累之故疑与梁维枢有关，惜今尚未发现确证，故难决言。检赵宗建旧山楼书目载有柳如是家信稿（原注：“十六通。自写。”）一本、牧斋甲申年日记一本、又乙酉年日记一本、又记豫王下江南事迹一本、又被累下狱时与柳如是信底稿（原注：“内有诗草底稿。”）一本等数种，若非伪托，而又尚存天壤间者，则实为最佳史料。唯未曾亲睹，不能判其然否，殊深怅恨也。但有一点可以断定者，即牧斋之脱祸，由于人情而不由于金钱。
今所见载记，如叶绍袁启祯记闻录柒附芸窗杂录记顺治四年丁亥事略云“海虞钱牧斋名谦益，中万历庚戌探花，官至少宗伯，历泰昌天启崇祯弘光五朝矣。乙酉岁北兵入南都，率先归附，代为招抚江南，自谓清朝大功臣也。然臣节有亏，人自心鄙之。虽召至燕京，任为内院，未几即令驰驿归，盖外之也。四月朔忽缇骑至苏猝逮云。钱牧斋有妾柳氏，宠嬖非常，人意其或以颜貌或以技能擅长耳。乃丁亥牧老被逮，柳氏即束装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行赂于权要，曲为斡旋。然后钱老徐到，竟得释放，生还里门。始和此妇人有才智，故缓急有赖，庶几女流之侠又不当以闺阃细谨律之矣”，及计六奇明季南略玖“黄毓祺起兵行塘”条附记云“（黄毓祺）将起义，遣徐摩往常熟钱谦益处提银五千，用巡抚印。摩又与徽州江某善。江嗜赌而贪利，素与大清兵往还，知毓祺事，谓摩返必挟重赀，发之可得厚利。及至常熟，钱谦益心知事不密，必败，遂却之。摩持空函还。江某诣营告变，遂执毓祺及薛生一门，（寅恪案：“薛生”指薛继周之第四子。）解于南京部院，悉杀之。钱谦益以答书左袒得免，然已用贿三十万矣”之类，皆未明当日事实所致。叶氏之书大抵依时日先后排列，但“钱牧斋有妾柳氏”条乃闻牧斋脱祸以后因补记于“海虞钱牧斋名谦益”条相近处，盖以同述一事故也。所可注意者，其记牧斋被逮至苏在丁亥四月朔，与洪亨九原揭所引吴胜兆供词及牧斋自记丁亥三月晦日在家忽被急征者相合。常熟距苏州甚近，叶氏于四月朔闻讯，遂笔录之耳。天寥与牧斋之关系迥非谢象三之比，然其记牧斋被逮事亦在顺治四年丁亥，殊有参考之价值。至于所言河东君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牧斋徐到一节，乃得之辗转传闻，可不置辩。叶氏言“重贿”，计氏言“用贿三十万”，皆未悉牧斋当日经济情况者之揣测。茲略征载记，以证牧斋此时实不能付出如此巨大数量之金钱，而河东君之能利用人情，足使牧斋脱祸，其才智尤不可及也。
关于牧斋经济情况之记载虽颇不少，但一人一家之贫富亦有改变，故与黄毓祺案发生之时间相距前后久远者可不征引。前论河东君患病，经江德璋治瘉，牧斋以玉杯赠江为谢，因述及顺治二年乙酉清兵破明南都牧斋奉献豫亲王多铎之礼物独薄一事，据此得知牧斋当时经济情况实非丰裕。盖值斯求合苟免之际，若家有财货而不献纳，非独己身不应出此，亦恐他人未必能容许也。南都迎降之年下距黄毓祺案发生之岁时间甚近，故牧斋必无重资厚贿以脱祸之理。
今存牧斋尺牍，其中诉穷告贷之书札不少，大抵距黄案时间颇远，以非切当之资料，不多引。唯与毛子晋四十六通，其第叁玖通云：“狱事牵连，实为家兄所困。顷曾专信相闻，而反倩笔于下走者，老颠倔强，耻以残生为乞丐耳。未审亦能悉此意否也。归期不远，嘉平初，定可握手。仲冬四日。”检有学集壹柒“赖古堂文选序”云：“已丑之春予释南囚归里。”可证牧斋于顺治六年已丑春间被释归常熟，此札末署“仲冬四日”，即顺治五年戊子十一日初四日。“嘉平初，定可握手”者，谓戊子年十二月初可还家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