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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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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出版后,瞿秋白在《〈子夜〉与国货年》中做了这样的评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有明显的左拉的影响……自然,它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经没有左拉那种蒲鲁东主义的蠢话。”因为茅盾在贯彻瞿秋白意图时,还有着保留,所以在瞿秋白看来,小说“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但茅盾毕竟基本上贯彻了瞿秋白的意图,所以瞿秋白仍然对小说做了很高的评价。在《读〈子夜〉》中,瞿秋白则说:“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写着资本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看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来看,《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



《子夜》虽并不令瞿秋白完全满意,但毕竟也算是瞿秋白的“心血之作”。当瞿秋白热情地“指导”《子夜》的创作和热情地欢呼《子夜》的出版时,是应该对《动摇》这样的作品不屑一顾甚至予以否定的,因为《幻灭》、《动摇》这类作品,表达的是“革命青年”的“幻灭”和“动摇”、失望和彷徨。在《回忆沈雁冰》中,郑超麟说,曾看到瞿秋白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借用‘幻灭’、‘动摇’、‘追求’的字眼讽刺沈雁冰”。但瞿秋白临死前所留恋的茅盾作品,却并不是也凝聚着自己心血的《子夜》而是自己原本并不首肯的《动摇》。其中原因,就在于赞美《子夜》的瞿秋白和留恋《动摇》的瞿秋白,并不是同一个瞿秋白。赞美《子夜》的瞿秋白,是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或者说,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瞿秋白;而留恋《动摇》的瞿秋白则是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学读者的瞿秋白。

虽然瞿秋白介入《子夜》的创作时,已经被王明们轰下了实际的政治舞台,但他作为政治家的角色意识并未消失,至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角色意识是十分强烈的。瞿秋白是以“指导”《子夜》的写作为起点介入“左联”的活动的。而瞿秋白完全是以一个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指导”茅盾写《子夜》的。按照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中共那几年在城市和农村施行的策略和实际的做法,哪些是正确而成功的、哪些又是错误而失败的,是他据以“指导”茅盾写作的基本原则。当瞿秋白称颂《子夜》的“写实主义”时,我们要知道,茅盾所写的,只是瞿秋白所认为的应然之“实”,而决非其时中国城乡实然之“实”。《子夜》中的第三次罢工,茅盾原打算写成由赵伯韬挑动起来,而瞿秋白认为这“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写低了'4'。现实中是否会有赵伯韬这样的资本家出于某种目的挑动工人罢工,现实中工人的觉悟到底如何,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必须把工人阶级的觉悟写得很高,必须让所有的罢工都由工人方面主动。瞿秋白的所谓“不合理”,并非指不合现实之“理”,而指不合他的理论之“理”。小说第14章吴荪甫奸污王妈的细节,本身无可厚非。但瞿秋白的理论却大有问题。瞿秋白的理论是:“资本家”在愤怒绝望之极时,会“兽性大发”、会想要“破坏什么”。但这实在是人性的一种普遍表现。坐“雪铁龙”的资本家会这样,拉黄包车的工人也会这样;锦衣玉食的地主会这样,饥寒交迫的贫农也会这样。在“阶级性”与“普遍人性”之关系的认识上极其偏执,是瞿秋白这类政治家和理论家的一大特征。《子夜》出版后,瞿秋白也完全是以一个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对之进行评说的。瞿秋白着眼的是小说在政治上的正确与否,是小说对所谓的“社会科学”图解得如何。——这不是以文学的心灵在感知小说,而是以政治的铁尺在度量小说。

从“指导”茅盾写《子夜》开始,瞿秋白深度介入了“左联”的活动,成为“左联”某种意义上的指导者和领导者。而瞿秋白也完全是以一个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指导和领导“左联”的文艺活动的。瞿秋白热爱文学,这不错,但他从未以文学为职业,文学家的角色意识从未建构起来过。因此,当他指导和领导“左联”时,也只有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角色意识在起作用。指导和领导“左联”,与此前指导和领导城乡暴动,并无实质性区别,都是为中共的政治服务。瞿秋白固然有着不俗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但在政治目标和政治信念面前,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不过是巨石压着的小草。小草虽然不至于被巨石压得彻底死去,但也只能在巨石底下蜡黄地蜷缩着,苟延残喘。在指导和领导“左联”时,瞿秋白大力倡导所谓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而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认为作家的“世界观”对其创作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社会科学”完全取代着艺术思维、艺术想象和艺术方式,通过人物刻画、场景描绘、故事叙述而体现“唯物辩证法”,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目的,对政治理念和所谓的“社会科学”的图解,就成了天经地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被“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大会”所确认的。在这块巨石面前,瞿秋白本来具有的诗人气质、艺术秉赋、文学感觉,全都被压得不能动弹,僵死过去。“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1930年11月被确认,不久就有正开始写《子夜》的茅盾找上门来,这使瞿秋白得以有机会牛刀初试。

介入“左联”后,瞿秋白曾大力提倡所谓的“文学大众化”并亲自操刀实践,以方言写了多首所谓的“大众歌谣”。“九·一八”后,瞿秋白以上海话和北方话两种方言写了“乱来腔”《东洋人出兵》'5'。这是“上海话”的第一段:“说起出兵满州格东洋人,/先要问问为仔啥事情。/只为一班有钱格中国人,/生成狗肺搭狼心,/日日夜夜吃穷人,/吃得来头昏眼暗发热昏。/有仔刀,杀工人,/有仔枪,打农民,/等到日本出兵占勒东三省,/乌龟头末就缩缩进,/总司令末叫退兵,/国民党末叫镇静,/不过难为仔我伲小百姓,/真叫做,拿伲四万万人做人情。”这是“北方话”的第一段:“说起出兵满州的东洋人,/先要问一问原因才成。/只因为一班有钱的中国人,/狼心狗肺是生成,/天天晚晚吃穷人,/吃得个头昏眼花发热昏。/有了刀,杀工人,/有了枪,打农民,/等到日本出兵占了东三省,/乌龟头就缩缩进,/总司令在叫退兵,/国民党在叫镇静,/可是难为了咱们小百姓,/真是把我们四万万人送人情。”那时候的瞿秋白,认为这才是“革命文学”的正宗,这才是“革命文学”的方向。——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瞿秋白,在热情肯定《子夜》。



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在狱中,瞿秋白写了六首旧体诗词。这是《浣溪沙》:“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这是七律《梦回》:“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6月18日晨8时许,瞿秋白正写集句诗《偶成》,36师参谋长走进囚室出示枪决令。写完这首《偶成》,瞿秋白掷笔走向刑场。这首绝笔诗写道:“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把这些狱中诗词与写于上海的《东洋人出兵》一类“大众歌谣”相比较,很难相信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二者也确实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在上海滩上写《东洋人出兵》一类“大众歌谣”的,是作为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瞿秋白,在长汀狱中写那些旧体诗词的,是作为诗人的瞿秋白,是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是作为一个文弱书生的瞿秋白。

从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写《多余的话》时,瞿秋白作为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角色意识荡然无存。实际上,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的基本目的,就是要清算自己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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