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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政治生涯和理论生涯，就是要清除自己作为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家的角色意识。这是临死前重新建构自我意识，临死前重新塑造自身形象。《多余的话》一开头就说明写作此文的目的是：“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紧接着，瞿秋白便以“历史的误会”为题，简短地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文人”，这是瞿秋白临死前重新确立的“自我认同”。而到最后还“文人结习未除”，也是实话。正因为还有着这未被“革命”彻底榨干的“文人结习”，瞿秋白还能在临死前找回自己。如果说，这“文人结习”此前也像被巨石压着的小草，那当巨石滚落后，小草便疯长。“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我们当然没有丝毫理由认为瞿秋白在撒谎。但我们却不由得不想到瞿秋白当初在理论界的叱咤风云。批判戴季陶、批判陈独秀、批判彭述之，这些且不说了。单说指导和领导“左联”时大力倡导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吧，如今在瞿秋白自己看来，也会觉得荒谬——既然自己并没有“系统的研究”过“唯物论的哲学”，又怎么能够充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擎旗手。至于说“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们就不能不想到瞿秋白当初对《子夜》的强烈兴趣了。《子夜》，那可是文学化的经济学著作，文学其表，经济其里，内里牵涉种种复杂的经济学问题。如果说瞿秋白对经济问题“尤其”没有兴趣，那当初为何一听茅盾谈起《子夜》的构思就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又为何连日间不知疲倦地与茅盾谈论、探讨，方方面面地出谋划策？更为何在《子夜》出版后一而再地撰文颂扬？——从《多余的话》中我们也能找到答案：“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舞台，实在十分厌倦了。”原来，批戴季陶、批陈独秀、批彭述之，是在“演戏”；高举“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在“演戏”；提倡“大众文学”并亲自写作“大众歌谣”，是在“演戏”。那么，“指导”《子夜》的写作、欢呼《子夜》的出版，当然也是在“演戏”了。
当瞿秋白写着《多余的话》时，他看着过去的自己，像台下的观众冷眼看着戏台上的表演。5月22日这一天，《多余的话》接近尾声，瞿秋白想起了几部值得留恋的文学作品。当他写下茅盾的《动摇》时，不可能不想到《子夜》。然而，已亲自动手把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目撕下的他，不可能再留恋这《子夜》了：既然连整座舞台并台上的表演着的那一个自己，都厌恶了，又怎么会留恋一件小小的道具？
2008年1月22日
＇1＇《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
＇2＇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18—519页。
＇3＇茅盾：《回忆秋白烈士》，《茅盾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
＇5＇《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沈定一的向右转与瞿杨之结合
沈定一的左倾之路
瞿杨指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那么，沈定一是谁呢？
我手头有1989年版的《辞海》，查“沈”字条，有了“沈从文”，这固然是一大进步。在“沈”字下，也有“沈志远”、“沈钧儒”，但睁大眼睛看了几遍，未找到“沈定一”。作为一种极具权威的现代辞书，有“沈志远”、“沈钧儒”而无“沈定一”，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颇具传奇性的政治人物，沈定一比沈志远、沈钧儒要重要得多。
沈定一，字剑侯、号玄庐，1883年生于浙江萧山县衙前镇，1928年8月在衙前汽车站遇刺身亡。
衙前沈家是萧山县数一数二的大地主，沈定一的父亲更有着进士功名。可以想见，这样的家族，在地方上是极有权势的。1901年沈定一18岁时，参加县试并秀才及第。秀才及第后，沈定一的父亲替儿子捐了个知县。我不知道清末捐个知县要花多少钱。只知道清末捐例极滥，且可分期付款，像今日人们以按揭的方式买房购车一般。但以沈家的富甲一方，买个知县大概是不需要“按揭”的。在清末，捐官通常并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等到有相应的空缺出现，才可能去补上。既然捐例极滥，这空缺自然也是僧多粥少。如果时运不济，或“打点”不到位，就可能等上许多年也补不上去。不知是沈定一时运好还是沈父做了到位的“打点”，1904年，沈定一有缺可补了，但这缺却远在云南省广通县。20出头的沈定一于是远赴云南就任这七品官。在云南，沈定一还任过武定知州和云南省会巡警总办等职。沈定一任职云南时，孙中山在两广、西南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08年4月30日，孙中山在云南的军事重镇河口发动了武装起义，革命军一度占领了河口，并北上攻克了南溪、蛮耗、新街等地，孙中山并派黄兴亲赴河口督师，意图攻克蒙自。起义终在清军围剿下失败。在河口起义中，沈定一利用自己的职权，积极援助了孙中山。沈的行为被人告发，起义失败后，官自然也做不下去，经越南河内而流亡日本。在日本，沈定一加入了同盟会。1910年，沈定一回国积极联络革命党人，从事反清活动，并将家产充作革命经费。1911年，组织“中华国学生军”，参加了光复上海之役。
民国成立后，沈定一已具有了相当的革命声望，于是成了浙江省议会举足轻重的议员。1913年，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沈定一积极响应，并又一次捐献巨资。美国学者萧邦奇在《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一书中说：“像1911年一样，他个人捐献的款项仍是巨大的，这次大约有两万元左右，他亲自送往南京‘革命’的中心。”＇1＇“二次革命”失败后，沈定一再度亡命东瀛。在日本，沈定一仍然不安分。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沈定一悲愤之余，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并被推举为总干事。他们决定全体留日学生集体回国，向袁世凯政府施压，阻止“二十一条”的签订。沈定一们的行动，引起日本方面的警觉。在日本警察的监视下，他们的行动几乎失去自由。沈定一等9人遂离开日本，到达新加坡，同行者有后来的著名新诗作者刘大白。在新加坡，沈定一在一家报馆谋生。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忧愤而死。也就在这一天，沈定一由新加坡归国。9月6日，沈定一当选为浙江省议会议长，积极倡导和推行地方自治。但这段时间不长。1917年6月，沈定一便在政治纷争中暂时退出政治舞台，离开浙江来到上海。这时，正值陈独秀、胡适等人在北京掀起新文化运动之时，沈定一在上海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一运动。这期间，沈定一曾与戴季陶共同主编《星期评论》。沈定一并开始写作新诗。作为新诗作者，在同时代诗人中，沈定一属于佼佼者。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收录了沈定一的新诗《十五娘》。
1920年5月，以陈独秀为首的一群人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沈定一为其中一员。与此同时，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施存统、沈定一、陈望道、俞秀松、李达、赵世炎等开始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8月，这群人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标志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