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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派”也有“中国”与“外国”之分。邱吉尔、戴高乐、陈纳德与希特勒、墨索里尼、裕仁天皇、冈村宁次，同属“外国反动派”。——二战时期，你死我活地拼杀着的两类人，在这本《新名词辞典》中却成了同一类人，而这时离二战结束也不过数年时间。邱吉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卓越功勋举世公认。二战期间，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也要在议会上为魔鬼说几句话。”可在这本《新名词辞典》中，“邱吉尔”这样被解释：“英国的头号战贩。……二次大战发生后，继张伯伦出任首相，行为反动，英国人民恨之刺骨。……在一连串的失败中，他一天一天地走向希特勒的老路。”二战期间，戴高尔领导的抵抗运动也有着公认的贡献，可在这本《新名词辞典》中，“戴高乐”却被解释成“法国法西斯头子”。陈纳德的“飞虎队”曾令侵华日军头痛万分，可在这本《新名词辞典》中，“陈纳德”却被解释成“美国的流氓军人”……这本“辞典”为不少“反动派”配了漫画。例如，蒋介石被画成一个歪戴着帽子的小流氓，嘴里叼着一把刀子……
这本《新名词辞典》中可笑、可叹、可思的词条太多。但比任何词条更剌痛我的眼睛的，是“编辑凡例”中的这样一句话：“本书以中小学教师及一般工作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当时的中小学教师就是从这样的书中吸取“知识”，并把这“知识”传授给当时的孩子们。有整整几代人就是在这样的“知识”的喂养下成长起来的。这些“知识”还不同程度地活在许多人的心中和脑中，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和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又不得不说，这本古玩摊上买来的《新名词辞典》，并未成为历史。
2005年9月11日南京
＇1＇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2—14页。
＇2＇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46—148页。
＇3＇罗银胜：《顾准传》，团结出版社1999年2月第一版，第386页。
＇4＇罗银胜：《顾准传》第四十九章“不买‘老大哥’的账”和高健国著《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三十三章“苏联炮舰上发生冲突”，都较详地叙述了顾准对苏联专家的不恭并因此获罪的过程。
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奉行的是亲苏反美的外交政策，也即所谓的“一边倒”。此后的二十多年，反美不仅仅是一种外交方针，也是一种内政原则。反美宣传热闹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那时期出生的孩子，每有以“反美”、“抗美”命名者。二十多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没有任何“国交”。然而，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却向美国总统尼克松发出邀请，表示希望在中国与尼克松谈一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这样才有了1972年2月尼克松的访华，才有了《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才开始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这实在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一大功绩。
当时的苏联和整个国际社会，无疑都把毛泽东此次向美国亮出橄榄枝，看成是一种亲美姿态。但这并非是毛泽东第一次亲美。在抗战后期的延安，毛泽东有过一次更热切的亲美行为。抗战后期，重庆和延安之间的关系日趋微妙。国共再次“合作”以来，延安的军事实力迅猛增长，这使得毛泽东觉得可以并且应该在美国人面前与重庆一争短长。毛泽东希望延安已经颇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引起美国的重视，希望美国把在中国彻底打败日本的希望寄托在延安身上，至少不仅仅寄托在重庆身上。美国一直认为，重庆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所以，所有的援助都直接给予重庆。而如果美国能将抗日的希望移向延安，那就意味着援助、尤其是武器方面的援助，也随之移向延安。即使得不到美国的全部援助，能得到部分也好。美式武器，是那时毛泽东特别想得到的东西。
此种想望，并非全是虚妄。1942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史迪威将军到中国就任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在华期间，史迪威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合作得极不愉快，双方摩擦不绝、纠纷不断。其时中国的“国军”，是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奋力拼凑起来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装备之差令美国将军史迪威惊讶不已，这自不待言。这支军队内部派系之错综复杂，也让美国将军史迪威无所适从。指挥起他所熟悉的美国军队来，史迪威也许如运诸掌、如臂使指，但面对中国这支他难以理解、无从把握的军队，史迪威却往往一筹莫展。史迪威难免时时生气，而蒋介石自然就成了他的出气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区的局势便与美国痛痒相关。美国人十分担心中国顶不住而单方面与日本媾和。其时的日方，已意识到汪伪政府的成立，并不能帮助日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要真正征服中国，要结束在中国的大规模战事，还得让重庆政府屈服。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竭尽全力想迫使蒋介石尽快签订城下之盟，好把兵力从中国抽调到新开辟的战场。这种局势，令美国总统罗斯福急，令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急，更令肩负重任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急。既然蒋介石的国军如此不如人意，那就要对其进行整顿、改革。在史迪威看来，这支军队不彻底整顿、改革，是不可能担负其历史使命的。这支军队问题成山，蒋介石何尝不知道；这支军队需要整顿、改革，蒋介石何尝不清楚。但整顿、改革这支本就是奋力拼凑起来的军队，谈何容易。即便在和平时期，这也是极其艰难危险的事。而此刻正在与日军相持、对峙，正在不断地与日军恶战，如何能对军队进行整顿、改革？人们不能一边磨刀一边与强敌厮杀，哪怕刀口已钝已锩，也只能凑合着。同样，蒋介石也没法在抗战期间去整顿、改革那支东拼西凑的国军。如果真要这样做，还不知会出现怎样不可想象的局面。这样，史迪威关于整顿、改革国军的种种美妙想法、计划，在蒋介石那里就必然遭冷遇。整顿、改革国军的打算不能付诸实践，史迪威就对蒋介石更其愤怒、对国军更其失望了。愤怒之余、失望之后，史迪威把眼光投向了延安。他看到，延安所控制的“共军”，已颇具规模。这支军队，可不是乌合之众，乃是共产党精心组建而成。这支军队，纪律比杂凑起来的国军好，也不像国军那样派系林立。如果用美式武器把这支军队装备起来，再在自己指挥下开赴抗日前线，或许战斗力大大强过国军。——史迪威如是想。
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前，曾担任过驻华武官。从那时起，他就对蒋介石没有多少好感。作为职业军人，他在中国指挥抗战而留意于中共军队，也并不奇怪。作为职业军人的史迪威，是军事第一、战争至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倒在其次。史迪威的使命，是在中国战区指挥抗日军队打败日本军队。既然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奇缺，延安又组建起了素质良好的大军，何不将他们投入战争呢？反正他们闲着也是闲着。——史迪威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一步。抗战时期曾在国军中服役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有如此论述：“史迪威同情中共由来已久，但是并非赞成其政治企图与革命理论，而是欣赏其部队有效率。日后他表扬他所爱慕的中共人物为朱德而非毛泽东，有等于他爱慕冯玉祥与李宗仁。以上各人都朴实而与士兵接近。”“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时，史迪威即有指挥中共军队之幻想，曾将此意告他的情报课长罗拔兹……”＇1＇在指挥远征军作战时，史迪威“曾考虑以中共士兵二十人补入一百名一连之国军内去。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即回称不出两周全连都会变成共产党，因之此项考虑并未提出。”＇2＇
二
在武器等方面直接援助中共军队，让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这不仅是史迪威一个人的想法，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甚至总统罗斯福，都动过此念。而美国人可能越过国民政府、越过蒋介石，直接与延安打交道，这对于延安来说，是梦寐以求之事。为了促使此种可能变成现实，延安方面积极行动起来，一心想以言行赢得美国的好感。用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一书中的说法，这时期，“毛和他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