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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起来，一心想以言行赢得美国的好感。用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一书中的说法，这时期，“毛和他的同志开始表现出越来越亲美的态度”。＇3＇苏联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零距离或近距离地观察了延安方面这时期的亲美策略。弗拉基米洛夫留下了厚厚的一本《延安日记》。在1944年4月20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中共领导在对外政策方面，指望着美国人会对特区的军队发生兴趣。
中共领导知道，美国人正在寻求兵力，以备对日决战之用。毛泽东准备提供中共的武装力量，帮助他们将来对日进行反攻。但是，毛泽东要有一定的条件，才会这么干。决定性的条件是：
政治上，要美国转而把中共作为中国当前和将来的主要力量看待。物质上，要美国大量提供战斗装备、弹药和武器的援助。
我的猜想为博古所证实，部分地还为任弼时所证实。毛泽东正在同美国人接触。……＇4＇
1944年初，国民政府表示同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等共产党领地参观采访。延安当然会高度重视此次来访。对于延安来说，这是向外界宣传自己、展示自己的良机，也应抓住这一机会向美国传达好意。弗拉基米洛夫在1944年4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由于外国记者即将来到，延安兴奋起来了。”“中共中央主席懂得，对待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是衡量中共领导的政策是否有诚意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方面，重庆很不满，还举出来各种各样的事实。对毛泽东来说，重要的是说服记者：他是忠于共同抗日的事业的，是忠于全国抗日政府的首脑蒋介石的，还要消除疑团，就是说要把他对重庆的咄咄逼人的态度说成是和平忍让的，要把蒋介石说成是‘一切误解’的罪魁祸首。因此，对会见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作了仔细的考虑。”“在延安，中共中央主席不准任何人用比较激烈的措词，提到或攻击国民党及其政治领导人，特别是蒋介石。可是，在外国记者将去采访的地区，则要组织‘自发的’行动，对中央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满。中共领导指定了几个村子和连队，叫他们到时候表示这种情绪。各基层领导收到了有关指示。”“特区还留着各个阶段反对国民党运动的痕迹。在土房的墙上，城镇的废墟上，甚至在石崖上，都能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标语。因此，毛泽东下令要抹掉这类标语的一切痕迹。既然口号到处都是，就派了个大部队去抹。战士们在全特区抹口号。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抹掉了，立即换上了新口号，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与蒋总司令合作到底，争取抗日最后胜利！’‘打倒日本法西斯！’‘国共合作万岁！’‘为反抗日本法西斯贡献一切力量！’等等。”＇5＇
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参观团一行21人到达延安。成员中有美联社、英国《曼切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路透社、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社、苏联塔斯社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记者。6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参观团并发表了谈话。6月13日，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了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此次谈话的“关键词”，就是“民主”。毛泽东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强调“民主”，把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归结为“民主”：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
……
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动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6＇
如此高调地强调民主，有几方面的考虑。在外界面前树立一个热爱民主、信奉民主、捍卫民主、实行民主的形象，这是一种考虑。这些话，尤其是说给美国听的。延安知道，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而美国人也屡屡对国民党政府的不够民主表示不满。延安要让美国相信，延安是比重庆更为民主的；如果与中共合作，如果战后建国的使命主要由中共来承担，美国不用担心重建后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这样强调民主，还有向重庆要求话语权的现实目的。强调民主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提醒重庆不能忽视延安在政治上的存在，就是争取在战时的政治格局中，延安占有尽可能重要的地位。
这番话中，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在列举民主的楷模时，将苏联、美国、英国同列并举，而且将苏联置于首位。延安此时积极寻求同美国携手，如果说有什么顾忌的话，那就是苏联的态度。共产国际存在期间，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听命于共产国际是纪律、是原则。共产国际虽于此前的1943年5月解散，但苏联的支持对延安仍十分重要。1937年8月，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抗日的问题上，蒋介石也确实需要斯大林的协助。如今，中苏同属反法西斯阵营。基于苏联的利益，斯大林希望延安与重庆精诚团结，但也显然不愿看到重庆把延安消灭掉。这样，蒋介石即便想清除这一隐患，也不能不有投鼠忌器之难。既然苏联的态度仍然极其重要，延安在积极谋求同美国结盟时，就要尽可能减轻对斯大林的刺激。弗拉基米洛夫驻扎延安，随时可向莫斯科发报，中共的新动向，斯大林立即就会知道。毛泽东当然不会认为，斯大林的苏联是什么民主楷模，但在列举民主楷模时，却首先说到苏联，就是想让斯大林面对延安的异动时，不致太不高兴。当然，要让苏联方面没有丝毫不快，也是不可能的。弗拉基米洛夫是站在苏联立场上观察延安的一切的。他在日记中言及延安向美国靠拢时，总是冷嘲热讽，像在谈到情人的移情别恋，醋意熏人。所以，延安此时表现出对美国的亲近，多多少少是在冒险。只不过被美国支持、与美国合作，这诱惑太大了，所以这“险”，值得一“冒”。
三
对中外记者参观团大谈民主，表明延安对美国核心价值的认同。这是博得美国好感的策略。仅仅只在面对到延安的记者这样讲，当然还不够。〖TXT小说下载：。。〗那时期，重庆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从政治的角度赞美美国的社论、评论。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发表了一些类似的文章，但比《新华日报》要少些。这里聊举几例。1943年9月12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了署名钟颖的《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作为题记，文章引用了莫洛亚的两段话：
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那使人类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辉。
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了在别的国度里时常成为战争的导因，在这儿却能够整然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钟颖的文章，热情地讴歌了美国后，以这样的一段结尾：“美国还是一个朝气勃勃的国家，他们不怕困难，他们更不怕新的事物，需要和平的时候，他们会在和平中努力于开拓幸福的生活；需要战争的时候，他们也会谈笑自若地从30层的高度，从千百的小城镇上夹在丁香丛里的大街，从草原上褪色砖房中走出来，回头向自己的家门说声‘再见’，走上千万里以外的炮火连天的战场，献身于保卫民主的战争。他们相互间有着最纯洁的友爱，他们见面时互相亲切的招呼着‘老兄’，他们的友爱不仅及于所有的美国人，而是如林肯所说的‘一切的人’。”＇7＇
1944年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日。这一天的《新华日报》，以《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为题，发表了热情歌颂美国的社论。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发表了一首颂诗，题为《为了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