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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57页。
＇3＇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60页。
＇4＇＇＇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三联书店1991年3月版，第84页。
长话短说六则
汪精卫见溥仪：“木偶奇遇记”
1932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弄出了个“满洲国”。1942年，是伪满洲国成立10周年。同为日本卵翼下的“国”，南京的伪中华民国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5月4日，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率领代表团访问伪满洲国，以示恭贺之意。随汪访伪满的团员有：外交部长褚民谊、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宣传部长林柏生、外交部政务次长周隆庠、侨务委员会委员兼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陈君慧、航空处长陈昌祖、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等。自然，以上各人的官职前，都应着一“伪”字。
代表团成员中，除周作人外，其他人都在南京做官。汪精卫一行从南京出发；周作人与教育总署秘书黄公献、及日本官员山田等，从北京出发。双方在大连会合。在大连逗留了一两天，到旅顺玩了玩，这伙人于5月7日从大连到了“新京”（长春）。
说到汪精卫访溥仪，人们会想到：汪精卫之于溥仪，是差一点就有杀父之仇的。1909年，26岁的热血青年汪精卫，不顾孙中山、胡汉民等人的劝阻，执意要到北京刺杀清庭大员。他组织了一个暗杀组，成员有黄树中、喻培伦、曾醒、方君瑛、黎仲实、陈璧君等。汪精卫此番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行此壮举的。对于孙、胡等人的劝阻，汪回答曰：“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为制造炸药，这期间，汪精卫等几度赴日本、到香港。后又在北京建立机关，并开照相馆做掩护。暗杀组的首选目标是庆王奕劻。因奕劻戒备十分森严，无法下手。于是又以从欧洲考察军事归国的贝勒载洵、载涛为目标。汪精卫身怀炸弹，亲赴车站。但因迎接的官员太多，满眼都是红顶花翎，目标无法确立，只得又作罢。精心准备了许久，当然不肯就此罢休。暗杀组又将目标定为摄政王载沣。而载沣正是溥仪生父。溥仪1906年出生，1908年便即位。尚在学习走路说话的小儿，当然不能真管事，于是便由父亲载沣摄政。暗杀组决定在载沣上朝必经的银锭桥埋炸弹。为使炸弹发挥尽可能大的威力，汪精卫在骡马市大街定做了一个可装填四五十磅炸药的外壳，制成了一个巨型炸弹。但在埋炸弹、接电线时，被人发觉。汪精卫等被逮捕。在狱中，汪精卫写了数首《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就是其中之一。
三十多年前，二三岁的溥仪是大清国的宣统皇帝，二十六七岁的汪精卫是大清国的一个一心要谋反的子民。这子民甚至因图谋炸死溥仪生父而被捕，成为大清国的囚徒。三十多年后，两人都成了日本扶持下的“国家元首”，并以这“元首”的身份相见。三十多年前，汪精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也要推翻溥仪正在做皇帝的满清。三十多年后，汪精卫在溥仪空出的地方成了“主席”，又以这“主席”之身跑到长春来见溥仪，而这溥仪又一次成了“皇帝”。——历史真是最大的“幽默大师”。
5月7日下午，这伙人到了“新京”。晚上，汪伪政府驻伪满州国“大使”廉隅设宴招待。林柏生发表谈话，说汪此次以“元首”资格访满，足以增进“中、日、满三国友谊”，加强东亚轴心力量基础。8日上午，汪精卫率众人进宫会见溥仪。俗话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但他们已不是仇人，而成了一根线上缚着的两只蚂蚱，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关于此次会见，周作人日记有这样记载：“5月8日，上午9时50分随主席进宫谒见，10时10分退出。10时45分来营访，10分钟后退去。11时50分又进宫，在嘉乐殿筵宴，1时半回公馆。”这天上午，从“中华民国”去的这伙人，两度进宫，真正的会谈只有20分钟。从周作人日记看，溥仪仍有着“皇帝”的派头，似乎他并没有把这伙人视作“友邦来宾”，而仍然看成昔日的子民。
在宫中的宴会上，汪精卫免不了要发表谈话。谈话中，汪声称此番是抱着“休戚相关，安危相共之至情”来访问的，希望“两国”同心协力，共同支持日本完成在大东亚的“大业”。5月9日，“满洲国”政府召开大会，欢迎汪精卫一行。汪精卫照例有一番演讲。10日，这伙人结束了对“满洲国”的“出访”，回到大连。11日，从大连回到南京。周作人随汪精卫到了南京。因为伪政府13日要设宴庆祝汪精卫60大寿，周作人在被邀之列。
汪精卫的这次“外交活动”传出后，有人做了一个灯谜，谜面是“汪精卫访溥仪”，猜一电影名。谜底是：《木偶奇遇记》。
2008年8月4日凌晨
邓拓与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
邓拓，1912年出生，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邓拓到达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久，即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机关报《抗敌报》主任。后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任社长。1948年6月14日，《晋察冀日报》发表邓拓起草的《终刊启事》，宣布终刊。从1937年到1948年，在近11年的时间里，邓拓一直担任着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的领导工作。
1993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写的《晋察冀日报史》，厚厚的一册，近五十万字。这部书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这期间邓拓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情。1942年的“七一”，邓拓为报纸写了《纪念“七一”，全党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毛泽东主义”这说法，虽然不一定是邓拓首创，但在大区党委机关报的社论中，打出这一旗号，仍然有资格载入史册。邓拓这篇社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毛泽东主义”，这也具有开创性。据说，因为毛泽东本人不主张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一说法，后来才有“毛泽东思想”的流行。
这部《晋察冀日报史》告诉我们，邓拓长期热衷于学习和搜集毛泽东著作，交待报社资料室，凡是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出版和毛泽东著作和研究毛泽东的书，都要送他一份。1938年6月，邓拓决心报社兼办出版社。不久，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的《解放》杂志发表，邓拓便决定将《论持久战》印成单行本，作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本书的出版，将持久战的光辉思想传遍了全边区。”“《论持久战》的出版，开创了边区出版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先例；以后，凡是毛泽东有新作问世，报纸发表后即时印成单行本发行。这成为报社的传统和不成文的制度。”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为配合学习，邓拓组织出版了《毛泽东言论选集》。书中收入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统一战线成立后的革命形势与任务》、《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五篇著作。严格说来，这才是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1944年，“整风运动正在深入进行中”。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晋察冀分局，要“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之目的。为了贯彻这一指示，晋察冀分局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这一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邓拓头上。邓拓选定文章后，报晋察冀分局审定，分局审定后，再报请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准。其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是毛泽东，王稼祥为副书记。这部《毛泽东选集》，共收文章29篇，46万字，分为五卷。选集中《编者的话》，由邓拓执笔。这是邓拓继1942年《晋察冀日报》“七一”社论后，对“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系统论述和高度颂扬。1944年出版的这部《毛泽东选集》，被现在的中共党史文献专家认为是第一个系统的版本。
这部《毛泽东选集》出版后的几年间，有过两次增订再版。第一次增订于1945年3月。增订本增收了毛泽东新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和《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这两篇文章。第二次增订于1945—1947年。在前两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兴国、长冈乡、才溪乡三篇农村调查报告和《论联合政府》、《答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