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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据金文明《守护语林》中所作考证，这是以讹传讹之谬。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课”注“恪”的国音，而用“确”注“恪”的粤音。而据陈寅恪助教王钟翰回忆，陈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可见“恪”绝不读“què”，惟其粤音注音字“确”的普通话读作“què”，而因此就自作聪明给“恪”编一个新音，是很荒谬的。陈寅恪本人也认为，用普通话时，“恪”当读作“kè（课）”，而这也是“恪”字在普通话中的惟一读音。
据说，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
陈寅恪的老家江西修水，“恪”字辈已不下千人，叫“陈寅恪”的就有6人。这些以“恪”命名的宗亲，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的长辈，都读“恪”为koh（古入声）。
陈寅恪从青年到老年，从没有将“恪”写成que音。例如他在瑞士、美国、德国留学和发表论文的署名，以及1956年在中山大学《本校专家调查表》上填写的名字拼音均为ChenYinke或ChenYinKoh。北方方言已无入声，古入声koh在当年的北平官话中已转化为kè，陈寅恪及其兄弟在正式场合都使用kè音。
根据陈寅恪生平经历，应该是从清华园开始被人叫成陈寅què的，至西南联大、成都燕大时期，已约定俗成。但陈寅恪本人并不认可，在成都燕大时曾亲口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我的名字念‘客’。”
据说，陈寅恪到中山大学后，师生职员相沿成习念què，与其夫人唐筼不无关系。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自幼依母在天津长大，母音为平津一带的语音。她读“恪”为què，当学生称寅kè先生时，她常常纠正说要念què。
陈寅恪幼年在湖南时，只有八、九岁。祖父陈宝箴会客，陈寅恪随侍在旁静听。客走后，谈过的话，别人都记不得了，陈寅恪照述无遗。他从小看书，只看一遍，就能背诵，对新旧唐书尤其熟。
说一则陈寅恪父亲的趣事。陈三立（陈寅恪父）不辨菽麦，有一次谒中山陵后，见道旁稻秧成排，丰腴翠美，不由赞道：“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都长得这样齐整！”
哈佛大学派赵元任请陈寅恪前往任教，陈婉拒之，说：“我对美国的留恋，只有波士顿中国餐馆醉香楼的对虾。”
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时，当时在外的留学生离婚盛行，有些留学生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对于这些事情，傅斯年、陈寅恪是不掺和的。当时留德同学中的玩笑话，用来说傅、陈二人，说这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当时史语所的研究员们大都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兼课，以贴补家用，有“大炮”之称的所长傅斯年怕耽误研究工作，故规定凡史语所专职研究员，必须在所里办公，不得在外面兼课。陈寅恪当时仍住在清华园并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对傅斯年的这条规定，陈寅恪表示拥护但不服从，赵元任也对傅斯年对其不予理睬。傅斯年甚是头疼却又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妥协。史语所研究员李方桂回忆说：“他（傅斯年）不得已，为了请到这两位杰出的人才，只好退让一步。说，好！只有你们两位可以在外兼课，别人都不许！为了顾及某些特殊人才的特殊情况，他也只好不坚持他的原则了。”
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去德国旅游，俞大维和陈寅恪请他们看德国歌剧Freischutz，结果送到戏院门口，自己却要走，一问为什么，陈寅恪回答说，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要是这哥俩也去看戏，那回去又得吃好几天干面包。
在德国时，陈寅恪等一群朋友经常相聚，而吃饭时则是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在德国的留学生都比较清苦，俞大维是最不容易见到的人之一，因为他黑白颠倒，日当夜、夜当日，白天睡觉晚上看书，据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节省白天相对较多的开销。陈寅恪每次总吃炒腰花，后来在清华园他和赵元任夫妇同住，杨步伟总是叫厨子做腰花，可是陈寅恪一点不吃。杨步伟问他：“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他答因为腰花最便宜。
陈寅恪精于治学，却不善理财，主要收入大多用来买书购药，所以一直十分拮据。他女儿陈美延回忆说，在柏林求学期间，由于“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食”。
当时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曹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说：“既非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却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梁启超所言或有自谦成分，但他接着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评价和赞誉，曹校长听了，二话没说，发出了聘书。蓝文征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
陈寅恪对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难过得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金岳霖曾回忆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看样子，他也是怕冷的。我问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说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从来不脱。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荷兰人找他，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坐了好一会才说“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先生连忙说“Ja，ja，ja”。这位先生站起来敬个礼，然后就离开了。
治学之余，陈寅恪还喜欢张恨水小说，称得上是张恨水小说迷。由于视力不好，他通常听人读张恨水小说，听得十分入迷。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围困。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因为国民党把他（指陈寅恪）当国宝。蒋介石去逃离台湾前，曾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蒋离开大陆后，还多次派专机来南京接陈寅恪，但都被陈拒绝。蒋还通过胡适、傅斯年等力劝，几经夷犹，陈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最终却决定留在广州。在台湾，蒋一直很后悔，他觉得自己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让他落入了中共之手。
【联语】
陈寅恪挽王国维的一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垒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契文奇宇，谬承遗命倍伤神。（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入北平之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他是忠于清室的，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当此事变，义无再辱。”清祚告终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距离王国维之死为十七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指此。“契文奇字”指王国维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
陈寅恪以学问渊博著名，为人却是很风趣的。他做大学问之余，也喜欢做对联。一九二六年，他做清华国学研究所导师，当时，他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国学院“四大导师”。陈寅恪对学生说：“我有一联，赠给你们。”联云：“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圣人”指康有为。研究所导师之一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另一导师王国维则做过宣统皇帝溥仪的师傅。所以他说他的学生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是大清皇帝的同学。）
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便时常要“跑警报”（躲避日机空袭），在离郊区不远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上面盖上一块很厚的木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