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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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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便时常要“跑警报”(躲避日机空袭),在离郊区不远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上面盖上一块很厚的木板,人则进入坑内躲避。陈寅恪因而做了一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入土”者,躲入防空洞也。见机而作,入土为安都是普通成语,但其运用之妙,却令人叹服。)。

陈寅恪不但曾用对联来“幽”学生的“默”,且曾用过对联来“幽”大学校长的“默”。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拟定国文招生试题,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记》,外加对对子。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

【伉俪】

陈寅恪、唐筼是一对结发并白头偕老的夫妻,一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夫妻。他们琴瑟和鸣、真情相爱,演绎了一段传统文人的婚姻佳话。

唐筼,又名晓莹。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嵩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后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获清廷“四品衔”、“二品秩”和“加赏花翎”的赏赐,是位爱国将士。唐筼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她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环里。

陈、唐结婚甚晚,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时年三十有八,唐筼亦三十。

1926年,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赵元任是同事。陈寅恪“愿有家而不愿做家”。时赵元任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于是将二号让一半给陈寅恪住,陈吃饭也在赵家搭伙。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有名的热心人,又快人快语。他见陈寅恪快四十岁了,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现在也很快活吗,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地说:“不能让我太太管两个家啊!”于是赵元任夫妇就与清华学校的体育教师郝更生合谋为媒,将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筼介绍给陈寅恪。

陈寅恪与唐筼一见钟情,都很珍惜这命中注定的姻缘。

婚后的唐筼,主持家务,相夫教子,兼帮丈夫处理文稿等琐碎事务。家中生活全靠陈寅恪工薪维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一直坚持赡养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长兄陈衡恪的遗孀。后三个女儿陆续来到人间,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唐筼担当教育子女的任务。最初七八年间生活尚稳定。惟苦于唐筼在生长女流求时引发心脏病差点死去,此后一生终为心脏病折磨。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为避日寇,全家与难民们仓皇逃亡。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其间在济南车站上车时,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之状惨不堪言。在香港的岁月,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筼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才得以获救。但因经济窘迫,他们一家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

在人生重大抉择关头,唐筼倾力支持陈寅恪,尤当提及的是1948年年底留在广州而坚拒不去台湾。

唐筼不止是丈夫的贤内助,晚年也成了丈夫的“贤外助”了。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唐筼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直至一年后黄萱到来才作罢。

陈寅恪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所写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筼之手,甘为丈夫遮风避雨。“文革”期间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筼十分愤怒。学校配给陈寅恪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和清洁工的许诺全部被取消,重任全落在唐筼一人身上。最后申请保留一老工友助陈寅恪坐椅、上厕并干杂活,因陈寅恪和唐筼的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也被冻结,所以,他们已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以致陈寅恪、唐筼先后故去,家中的家具被人抬去抵债。特别是那一纸为活命而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让人不忍卒读。

陈寅恪常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一次唐筼心脏病突发,陈寅恪在万念俱灰时,事先为爱妻写了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读“xī”,意“四十”)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筼好像专为陈寅恪而来到这个世间。陈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尘而去。

【多舛】

“卢沟桥事变”后,陈寅恪85岁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已重病在身,有人言中国非日本人之对手,必弃平津而亡全国时,三立老人于病榻上圆睁二目,怒斥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言毕遂不再服药进食,欲以死明志。平津沦陷后,老人悲愤道:“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邪!”遂于9月离世。面对此国家危亡,加上老父离世的悲痛,陈寅恪急火攻心,导致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陈寅恪当时正打算离京南下,故犹豫不决。陈寅恪女儿流求回忆:“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又说:“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陈寅恪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暂时放弃治疗眼疾,离开北平。然而,殊不知却因此延误治疗,导致最后目盲。

1937年11月,陈寅恪一家踏上了奔赴长沙的逃亡之旅。当时日本人在各处设立关卡,排查极其严格。清华老教授高崇熙逃出北平后,在天津火车站一下车,就被日伪军识破身份,当场按倒在地一顿拳脚相加,然后用绳子拴住手脚倒吊着扣押起来。陈寅恪假扮成生意人,又叫孩子们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关地址及人名,以防走失。火车站人特别多,车门被堵的水泄不通,陈寅恪一家只能被人从从窗口拽进车厢。从北平到长沙,5000余里,陈寅恪一家走了18天。

陈寅恪一家初到香港,夫人唐筼因旅途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三女儿美延又患上百日咳,高烧发热,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滞留香港,他们许地山的帮助下,租赁了一间房屋暂住下来。据流求回忆,那年的大年之夜,幽暗的灯光映照下的餐桌上,唐筼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陈家的保姆)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意思是让尚不太懂事的女儿们尽量让王妈妈多吃一些。王妈妈从旁侧闻听,感动得泪流满面。

陈寅恪在去西南联大之前,把一些文稿、拓本、照片、古代东方书籍,以及经年批注的多册《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五代史记注》等,连同部分文献资料,装入一只皮箱交于铁路部门托运——这是他几十年心血凝聚而成并视为生命的珍贵财富。等货物托运到蒙自,皮箱内只有砖头。面对此景,陈寅恪昏厥过去。后据同事分析,在托运途中,箱内之物早被人盗走,然后另易装入转投充数。经过半年的颠沛流离,面对此打击,陈寅恪一病不起。然而祸不单行,此前由北平邮寄的书籍在陈寅恪一家走后陆续到达长沙并由一位亲戚暂时收藏。1938年11月,国军为实施坚壁清野战略放火烧城,陈寅恪的书籍也在大火中化作灰烬。

初到联大,陈寅恪写信给劳幹、陈述二人,信中说道:“大作均收到,容细读再奉还。……联大以书箱运费系其所付,不欲将书提出。现尚未开箱,故联大无书可看。此事尚须俟孟真先生来滇后方能商洽解决。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悲愤之至。匆复。”许多年后,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录此信时,曾注:由此“借见先生彼时情怀。世之读上录函件者,其亦省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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