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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因叛徒告密被捕了！
周恩来获悉消息后，立即想到与此事相关的人，必须马上采取措施：一、查出叛徒是谁；二、马上通知有关同志注意；三、立即定出营救彭湃的具体措施。事情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周恩来就理清了与之相关的四类公众——叛徒、被捕同志、其他有可能暴露的同志、营救人员的关系，并落实到了行动中。很快，中央特科查清了叛徒并采取了相关措施。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一场营救行动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一方面，他派人与狱中的彭湃等人取得了联系，另一方面，部署中央特科下属的红队组织营救。
8月28日，中央特科几乎出动了所有的工作人员，有的化装成小商贩、有的化装成过路人，红队队员则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并安排了装好大米用于拦住囚车的卡车，准备在路上营救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彭湃等人。遗憾的是，由于一名工作人员的疏忽，装在一个皮箱里的武器送迟了，加上准备工作不够周到细致，枪支内的润滑脂没有清洗，在营救现场临时没有攻击武器，结果营救没有成功。彭湃等人两天后被敌人杀害于龙华警备司令部。
处变不惊，急中生智（2）
彭湃牺牲后，周恩来悲痛之余，采取了三条措施善后：一是部署中央特科击毙了叛徒；二是提出改变目前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方式，建议每周开会一次，变更开会时间，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常委五人也要有一个保留在外，以防万一；三是亲笔撰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在同年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发表。
面对众怒时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西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许多人主张杀掉蒋介石，而周恩来着眼于民族利益，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正确主张。一天，主张杀蒋的东北军军官训练团向周恩来发出请柬，邀请他到王曲军官学校去。
面对这张请柬，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不要前往。有的同志说，训练团净是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们痛恨蒋介石，要杀蒋介石，而咱们主张不杀，他们心存不满，鲁莽草率，什么事都有可能干得出来，最好不要去赴这个鸿门宴。杨虎城知道后，也劝周恩来别去。
周恩来知道这张请柬的来意，但他对突然冒出来的“临时公众”有自己的判断和分析。周恩来认为，王曲青年军官们是爱国的，他们痛恨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恨不能乘机杀了他。咱们主张不杀蒋，他们思想上一时拐不过弯。既然他们来请，我们正好做做他们的工作嘛。
这样，周恩来单刀赴会，驱车到了王曲。一下车，见王曲军官学校大道旁，挤满了全副武装的军官，摆出了吵架寻事的架势。周恩来从容自若，面带微笑，穿过这愤怒的通道，其风度震住了大家。进到礼堂，周恩来在台子中间站住，礼貌地问候过了，随和地说：“我今天来贵校，是要听听各位的意见的，希望大家不要拘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是爱国军人！”
“蒋介石丧权辱国，为什么不杀？”
“不杀他，捉他干什么？”
“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
军官们愤怒地你一言、我一句追回。
“要杀——这有什么困难？一句话就行了！”周恩来的回答一出口，全场人都怔住了，因为出乎他们的意料。但周恩来没有继续讲杀不杀的问题，话锋一转讲起了西安事变以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讲完后又自然地回到原来的主题说：“杀了一个蒋介石，就会出来一个何介石、李介石。这个何介石呀，他一上台，就会公开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来攻打西安，内战就会继续，中国就会灭亡。如果不杀呢？现在蒋介石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逼蒋抗日。前一阵，何应钦不是还派飞机轰炸西安么？我们逼蒋介石写了个条子，这几天不是安宁了吗？蒋介石多少还有用处，所以还是不杀的好！”
青年军官们脸上的怒气渐渐消失，疑团慢慢散开了。但还是有人不明白共产党与蒋介石势不两立，为什么不趁机报仇，置蒋于死地。
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抑制住激动的感情，深深地说：“我们红军有位将军，说起来，你们都很熟悉，他叫徐海东。他全家三十六口人呐，除了他，三十五人全叫蒋介石杀害了。很惨啊！他的这个仇是够深的了吧！可是，他这次还主张不杀蒋介石，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来讲，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全场的青年军人鼓起了掌，他们被共产党人宽广的胸怀和气魄征服了。
周恩来面对临时公众——王曲青年军官的不怀好意的邀请，冷静分析军官的思想动态，首先肯定他们的爱国之心，毅然赴会，然后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服了青年军官，充分显示了有效沟通的公关艺术。
杀机四伏中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一心想营救西安事变后被扣留在南京的张学良，不顾大局，竟将主张和谈、团结抗战的高级将领王以哲将军打死在家中。接着，几个青年军官又杀气腾腾地冲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情况来得突然，危险迫在眉睫。但周恩来毫无惧色，猛地站起，一拍桌子先发制人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几个青年军官原是一时冲动，把本应针对蒋介石的仇恨，发泄到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上，甚至错误地认为共产党没有救回他们的司令张学良，对周恩来也满腹怒气。现在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恩来见他们平静下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个青年军官自觉不对，非常惭愧，流着眼泪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说服了这些人，事情远未平息。此时西安城内已经谣言四起，有的甚至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行动的，共产党有一张黑名单，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一时间，恐怖气氛笼罩了西安城，杀机四伏。
周恩来沉着镇定，完全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立即带李克农、刘鼎赶往被害者王以哲家里。这时离王以哲被害只有一个小时。王身中九弹，躺在血泊里。家中乱成一团。周恩来一边慰问王以哲的家人、亲属，一边安排李克农等料理后事，设置灵堂，祭奠死者。王以哲夫人激动地说：“周先生，你们是以哲真正的朋友啊！”
消息传出，东北军高级将军深受感动，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消除了。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
少壮派等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结果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消息传到前线，驻扎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离西安仅几十公里的临潼。他们提出：孙铭久等肇事者必须离开西安。
怎么处理这些少壮派又成了一个问题。杀害王以哲的少壮派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等此时也慌了，向杨虎城提出三个方案：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杨虎城请周恩来提看法。在这样复杂困难的局势下，经过权衡，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杀王以哲的动机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牺牲他们，便毅然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了目标，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处变不惊，急中生智（3）
从这件事情的全过程看，周恩来面临的主要公众和他们的态度是：肇事者少壮派，他们要杀高级将领为营救张学良，同时也怨恨共产党没有尽力营救张学良；被害者王以哲的家人朋友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他们要求惩处杀人者，也怀疑刺杀是共产党指使的；得知王以哲被害后要替他报仇的广大官兵，他们要少壮派血债血偿。这一切都和西安事变有关，西安事变的解决又与共产党密切相关，事件本身也牵涉到了共产党。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周恩来抓住三种公众不同的态度和特点，沉着机智，一步步使事件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