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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会提出解决办法。皇家空军认为，让轰炸机和战斗机去保卫新加坡，比战舰更省钱、更可靠。到一九四○年，在马来半岛匆匆修建机场以保卫港口以及可能遭到入侵的海滩。但这些机场离海岸太近，舰载机的成功袭击就会很快将它们炸坏。白厅的计划人员还犯了一个战略错误，他们只拨出一百五十架飞机防守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由于被迫将先进的战斗机留下来保卫不列颠诸岛免受德国轰炸机的袭击，只能腾出过时的飞机，比如已被美国海军淘汰的“水牛式”战斗机。他们的飞行成绩很差，就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飞行员一样，后者靠勇敢弥补战斗训练的不足。
“把‘超级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留给英国吧，马来亚有‘水牛式’就足够了，”一九四○年前来就任远东空军司令的前肯尼亚总督、空军上将布鲁克·波帕姆爵士在抵达时宣布。这位老飞行员满以为他的四个印度步兵旅和从上海撤出的两营正规英国军队足以守卫新加坡和漫长的马来亚海岸线。他的陆军司令和他一样地愚蠢，竟然在新近抵达的前驻东京武官叙述日本皇军如何富有战斗力时，叫他不要“给大伙泼冷水”。邦德少将赞同流行的观点：日本人是毫无希望的、目光短浅的战斗者。“只管相信我的话好了，他们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害怕的。”
一九四一年五月，白厅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们意识到日本对远东的越来越大的威胁，撤掉了傲慢自信的邦德的职务，让忠于职守但缺乏创见的帕西瓦尔将军取而代之。他很快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他的部队力量太弱，守不住一条并非是象征性的防线——甚至连海军部现在估计舰队抵达远东所需的六个月的时间也肯定守不住。北非的军事形势是令人绝望的，帕西瓦尔被告知，不可能满足他提出的增派四十八个步兵营或两个坦克团的最低要求，因为这些要求“超出了可能的范围”。
致命的威吓
温斯顿·丘吉尔仅仅一年前对他的参谋长伊斯梅将军说：“企图保卫整个马来半岛的想法是不可取的。”他现在仍然相信：“防守新加坡必须依靠强大的当地守卫力量和海上力量的整个潜力。”这个看法促使他在大西洋宪章会议期间不假思索就同意提供部分海军，组成英美远东威慑力量来对付日本。
“最节省的部署是派遣‘约克公爵号’去远东。随后还要派去‘反击号’、‘声望号’和一艘快速航空母舰。”丘吉尔返回伦敦并同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商讨了政策之后，在致他们的私人备忘录中作出了指示。庞德海军上将一个星期以后的反应是：“经过最周密的思考，我不能提此建议。”在后来的两个月中，第一海务大臣总是极力劝说首相改变主意，即使是一艘新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也不要去冒风险。
丘吉尔同样坚定地认为，这是他履行向罗斯福总统许下的诺言的唯一办法。他驳斥了庞德海军上将的一个观点，即皇家海军可以集中的战列舰的力量，不足以威慑强大的日本舰队。庞德又提出妥协性建议：派遣四艘老战列舰，作为印度洋舰队的核心力量，这个建议也被他轻率地拒绝了，首相称它们是“漂浮的棺村”。他以精通海军方略而自豪，坚持至少要派遣一魄现代化的航空母舰和一艘最大的“英王乔治五世”级的战列舰去远东。他争取外交大臣的帮助去说服战时内阁同意他的计划，他说，在新加坡显示海军力量，不仅可以威慑日本，还能消除澳大利亚政府的疑虑。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日，丘吉尔终于把大家说服了。
第一海务大臣达德利·庞德勉强同意派遣“威尔士亲王号”去开普敦，正在西印度群岛活动的崭新的航空母舰“无敌号”将开往那里与它会合。老战斗巡洋舰“反击号”正在护送一支船队去中东，当它在印度洋与上面两艘舰会合后，将对派遣这支特混舰队去新加坡的临时计划作最后的研究。他们很难拼凑成战前计划人员所设想的那样一支庞大舰队来确保英国的远东防务。丘吉尔挑选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指挥这支舰队，这并不是一个最明智的任命，因为菲利普斯长期呆在海军部，缺乏近期的远洋航行经验。他身材矮小，在担任海军副参谋长时落了个“大拇指汤姆”的诨名。他曾经和首相闹翻过。他在海军里有“小拿破仑”之称，当过舰上枪炮长，他的强烈信念是“轰炸机不是战列舰的对手”。
“什么也比不上拥有捕杀能力的工具，”丘吉尔在十一月二日致电白宫说，这是在“威尔士亲王号”从克莱德湾启航后的一个星期。“你们和我们的态度越坚决，他们就越不敢冒险。”第二天传来消息说：菲利普斯海军中将得不到舰队的航空母舰了——“无敌号”在百慕大触礁了。没有空中保护，就有足够的理由不派这支舰队前往新加坡；但是，当“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在十一月六日抵达开普敦时，甚至没有对计划重新进行研究，这是曾对第一海务大臣许诺过的。非利普斯海军中将过于相信飞机不会对战列舰构成威胁，首相则认为必须履行向罗斯福总统许下的诺言：派遣一支军队前往远东“去威慑日本”。是简·克里斯琴·斯马茨在同菲利普斯进行了简短的会晤后，感觉到英国和美国正在犯一个战略性的大错误。这位南非总理在“威尔士亲王号”离开开普敦的那一大致电丘吉尔，指出在新加坡和夏威夷驻扎战斗舰队所包含的危险，“两个地方单独的海军力量都比不上日本海军。”他还告诫：“假如日本人确实行动迅速，这里就有发生一级灾难的危险。”
这个正确的劝告没有得到首相的理睬，因为英美希望避免在远东爆发冲突，靠的是实际的威慑政策。“魔术”破译的柏林和东京之间的往来密电，部分助长了英美的外交和军事威吓。因为在德国入侵俄国之前，大岛大使和外务省之间的密电透露，德国一直在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要日本履行三国条约精神，进攻西伯利亚和新加坡。然而，与此同时，近卫政府对于让日本参与希特勒的战争显然极为犹豫。亲德的松冈外相在七月被解除职务就证明了这一点。
窃听日本的外交密电，对于英美在八月完全改变其远东战略起了重要作用。在英美八月会议上，总统和首相明确断定，通过紧急整修在菲律宾和马来亚的军事力量，共同对日本人形成威胁，他们就有可能制止日本南下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供应，并进而迫使东京按英美的条件接收在中国的媾和，
否则就用经济制裁掐住日本的脖子。大不了准备冒挑起日本进攻俄国的风险。但这两位政治家也好，他们的政治军事顾问也好，都认为即使是最好战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不会莽撞到竟敢同时进攻英国和美国。然而这种想法，却是对日本的民族心理、经济困难和军事力量的严重误解所产生的。这是惊人的政治判断错误和军事情报错误，美国防军十月所作的自以为是的估计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这个错误：“对日本军队和日本的力量所作的考虑导致这样的结论：已有的或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派往菲律宾群岛的空军部队和海军部队，改变了亚洲地区的整个形势。陆军部采取的行动很有可能成为日本作出最后决定的决定性因素，并因此对整个战争进程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如此低估敌人诱使他们在远东摊牌的能力，不到两个月就导致了英美政策的失败。
丘吉尔和罗斯福在进行这场至关紧要的赌博时，却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十分详细地了解到英美基地的弱点，以致到达几艘战列舰和几个中队的轰炸机就可以诱使英美进行摊牌。一次御前会议已经作出了不可更改的决定：一旦外交活动未能导致日本在亚洲建立“新秩序”，就立即向南发动攻势。由于没有把这个决定通报东京驻外机构的外交官，因此没有被“魔术”发现，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就不得而知。美国的石油禁运给东京留下了一张无情的时间表：军事部门和工业部门正以每二十四小时一万二千吨的速度消耗着国家的石油储备。
敦促近卫首相实现外交突破的压力也就与日俱增；日本的生命所需的血液正在逐渐枯竭，陆军和海军要求在他们的飞机、坦克和舰船由于缺油而不能开动之前采取行动。九月三日日本内阁和军方领导人开会磋商时，危机已到严重关头。陆军参谋总长杉山无说：“事情不能再拖了。”海军参谋总长南云告诫说：“尽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