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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时，危机已到严重关头。陆军参谋总长杉山无说：“事情不能再拖了。”海军参谋总长南云告诫说：“尽管我相信我们现在可能打胜仗，但我担心这种可能性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近卫需要时间来同美国总统进行私下最高级会晤以取得外交突破。军方则要求为谈判规定最后限期。经过七个小时的激烈争吵，军方获胜，政府作出了决定：“为了我们帝国的自卫自存，我们将完成战备，十月的头十天为暂定最后限期，如有必要，决心同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
现在近卫首相用来创造外交奇迹的时间不到六个星期了。
第六章“举国玉碎”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上午，时钟正敲十点，东京皇宫的招待员鞠躬将身着礼服、由参谋长们陪同的日本内阁大臣引进御前会议室。他们入座后，会议仪式比通常天皇在场时还要庄重。枢密院议长原首先代表天皇宣布会议开始。裕仁，一个戴着眼镜坐在圣台似的台座上的小个子，显得很超然。他默默地听着熟悉的论调，他的陆、海军将领们此刻不过是用刻板、平稳的声音重弹旧调。他们宣称，外交不能实现日本的这个目标：“同美国、大不列颠和荷兰交战的目的，是要从东亚排除三国的影响，建立自卫领域，自我维护我们的帝国，并且建立大东亚新秩序。”
正如天皇从前一天的情况介绍会上所获悉的那样，采用军事解决办法，与其说是合理的战略逻辑所致，不如说是为了趁早发动进攻。在情况介绍会上，杉山元帅预料“南太平洋的战事可在三个月之内结束”，但不能明确保证帝国军队“绝对能赢”。他的备忘录只预料将有一场“持久战”，并且估计到“几乎不可能期望美国投降”。他们打仗，是在进行赌博，闪电般地夺取东南亚，占领石油和天然资源，并在太平洋诸岛基地上建立环形防线，就能为日本确保“战无不胜的地位”，有了这个地位，日本的外交官就能以此“影响事件的发展趋势并结束战争”。
军方领导人对迅速取胜没有把握以致犹豫不决，这使近卫首相得以敦促实现他的计划：与美国总统举行私下最高级会晤，通过谈判求得让步。枢密院议长原如实地转达了天皇的担忧，那就是军方现在决心把交战置于外交之上，南云海军中将和杉山元将军总是回避这一指责，直至天皇打破礼仪，勒令他们作出回答。天皇的这个前所未有的干预，使日本的领导人大吃一惊，顿时语塞。当他们听到裕仁尖声念着他的祖父明治天皇写的两句诗的时候，就更加吃惊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
为何风雨乱人间？
陛下戏剧性地恳求和平，尽管语言隐晦，仍使军方领导人感到尴尬，他们现在很难无视要再进行一次外交活动的御旨了。正午时分，近卫首相在“空前紧张”的气氛中宣布休会，天皇限他在十月十五日以前，同美国的谈判要取得积极的结果。
华盛顿最近要求在举行最高级会议之前，必须解决若干“根本的实质性问题”，这就制造了巨大的故障，近卫要克服这个故障，只剩下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当晚，他邀请美国大使同他秘密会谈，敦促“尽量不要拖延”同总统的最高级会晤。格鲁随后向国务院发出的电报转达了日本首相明显改变了的主意：“我们确实完全同意”赫尔国务卿最近提出的口头照会。这个照会阐述了确保中国主权、恢复“门户开放”政策的四项原则。
然而，尽管近卫非常愿意作出让步，他的倡议在华盛顿还是蒙上了阴影，因为看起来美国正处于同德国交战的边缘。九月四日在大西洋对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的袭击，为罗斯福总统谴责希特勒是“海盗”提供了机会，他命令美国海军就地击沉发现的德国潜艇，并开始为英国的运输舰队护航。元首谨慎地不作出反应，尽管总统的海军作战部长写道：“我们只差一点就真正参战了。”
罗斯福因大西洋面临威胁以及他的母亲突然去世而心事重重，当他终于要考虑东京的新倡议的时候，对举行最高级会晤的想法变得冷淡了，因为这有可能使他在“远东慕尼黑”中充当内维尔·张伯伦的角色。蒋介石夫人和她的有影响的实业家哥哥、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飞到华盛顿，游说白宫和国会，要求给予更多的援助。他们举行记者招待会，提醒美国人民不要忘了保卫中国领土完整的誓言。
以斯坦利·霍恩贝克（他始终支持对日本采取“不妥协”政策）为首的一批国务院官员，不太相信近卫真的改变了，对他能够劝说军方接受撤出中国的丢脸行动更加表示怀疑。当国务卿同日本大使恢复私下会谈的时候，他们更加不相信日本内阁中的军人真正准备放弃三国同盟。野村表示，虽然他的政府将“独立”解释它对轴心国承担的义务，以换取美国帮助说服中国国民党人参加和平会议，但东京仍然坚持在中国大陆驻军。
美国始终认为，日本坚持部署军事力量以保护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这是从根本上破坏了门户开放的原则。虽然远东的实际局面早就践踏了这一神圣原则，但总统和国务卿认为，正如他们始终认为的那样，任何损害这个原则的行动将被看作是根本背弃他们的国际义务。罗斯福和赫尔相信他们的立场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军事力量使他们现在更加坚守这一立场，因此他们认为他们只能采取坚定的态度，直至石油禁运搞垮日本的经济，迫使日本领导人放弃他们的原则。这是罗斯福之所以决定继续“玩弄”谈判的十分错误的理由，这个谈判甚至在恢复之前就注定要失败，因为华盛顿和东京是踏着不同的鼓点行进的。
“魔术”破译的东京给野村的指示，明显体现了步伐的不同，指示确定了最后期限，并经常催促加快。国务院在现场的人格鲁大使——他认为日本政治舞台就是温和派和军方之间的一场战斗的过分简单的估计，促使华盛顿作出“全胜否则就全败”的判断——这一次估计对了。他的一连串电报反复强调时间不多了。但是警告没有被理睬，因为科德尔·赫尔正遵照总统的具体指示延长外交活动。野村大使想抓救命稻草，作出比东京所能兑现的还要多得多的让步，同时却对美国的灵活性作出过分乐观的报告，这使谈判发生了混乱。国务院早就认为日本人口是心非，日本人的种种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加深了国务院的这种看法。“魔术”小组的情报披露，南下印度支那的日军的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在不懂外交语言细微差别的陆、海军密码破译员的极大压力下，东京给野村的具体指示都在事先翻译出来了。这些直截了当的指示常常充分而并不克制地陈述了日本的谈判立场。
近卫担心他的首相地位岌岌可危，这种担心确定了微妙的外交往来的步伐。九月十八日的谋杀有力地提醒他时间已经不多了。一个星期以后，为了能同总统举行会晤，他作出了最后的努力，答应实际上放弃三国同盟条约，使印度支那中立化，并且——尽他一切可能——同意削减日本在中国的军队。华盛顿仍持强硬态度，要在最高级会晤之前，必须取得“一致意见”。这使格鲁大使发出了警告：近卫内阁的日子屈指可数，它的倒台“可能导致无法约束的行动”。
一年多以来，日本外交政策是由所谓的联络会议制订的，会上，帝国统帅部左右着内阁的决定。由于军方领导人很快就对外交官们失去了耐心，作出交战的决定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九月二十五日，陆军大臣东条将军采取了这个不可改变的决定的第一个步骤，他拒绝考虑为使最高级会议开成而采取措施，即使是从中国大陆象征性地撤军。他要“奏请天皇举行御前会议并决定交战”。近卫反复设法劝说这位将军接受象征性的让步，结果只得到这样的回答：“外交并不总是让步；有时它是进逼。”近卫通过沃尔什主教向罗斯福发出最后的绝望的请求时，离十月十五同最后期限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他没有立即得到回答。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当野村大使电告，他提出的举行最高级会晤的请求再次被置之不理时，近卫只好辞职。天皇的重臣们经过激烈辩论，推荐陆军大臣东条将军接替近卫亲王。他是得到军方完全信任和支持的唯一内阁成员。裕仁第二次破坏宪制传统，在任命东条时指示他“仍要纸上谈兵”，要作最后努力谋求外交解决。这是向美国作出和解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