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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很多报道似乎都直接取材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报告，但是却没有一篇报道能令人将之与费尔特直接联系在一起。两位记者曾经访谈过很多证人，并从六位联邦调查局探员以及其他途径收集到了大量信息。到了晚上，“深喉”会帮助他们确认哪些信息是正确的，并告诉他们到哪里去寻找新的调查路径。而在白天，费尔特则扮演着格雷忠诚的副手的角色，监督各地分局里那些宣誓不会泄密的探员开展调查问讯。在一篇语气冰冷的备忘录中，费尔特写道：“我与孔克尔联系并指出，显然《华盛顿邮报》或者至少其中一名记者有渠道（获知内容详尽的调查档案）。我告诉他应该向所有探员发出强硬指出：在与外人谈及这一案件时必须极为谨慎小心。”
然而，到了8月中旬，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已经变得筋疲力尽，而公众也已对这一事件开始感到厌倦。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抨击白宫应对水门事件负责，但是选民对他的讲话却像对所有党派之间的争吵一样不屑一顾。联邦调查局展开的大规模调查也开始放慢了步伐。于是，在9月15日，司法部宣布将对七名嫌疑人——五个窃贼加上亨特和利迪——提起诉讼，同时宣称针对此案将不会再起诉他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还应有其他人被起诉”，司法部的一位发言人如是说。而在司法部内部向伯恩斯坦提供内幕消息的人也坚持认为“调查已经进入停滞状态”。
约翰·奥康纳补遗（2）
费尔特意识到，他所抗争的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正在无声而高效地削弱他们对案件的调查——一种不事声张的阻碍。面对这种状况，一位循规蹈矩的联邦调查局领导本应该对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工作加以严格的限制。尽管联邦调查局拥有充分的权力对国内犯罪案件进行调查，但是对于某些案件，其中包括违反选举法的犯罪行为，联邦调查局则需得到司法部的批准才能展开调查。由于竞选过程中共和党所采取的一系列违法行为，包括唐纳德·塞格雷蒂所搞得那些肮脏把戏，符合上述的规定，因此司法部本应批准将调查加以扩大，对共和党欺诈性的竞选行为开展调查。但是对于本案，司法部却狭隘地将之定位为一起盗窃案，从而限制了联邦调查局的行动范围，也使得水门事件大陪审团无法对那些更为严重的阴谋活动——而对这些活动的调查可能会将矛头直接指向白宫——加以审查。
即便我们假设塞格雷蒂的行为与水门窃案无关，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也足以导致另立新案，从而对他展开调查。但是司法部却并不负有立案的责任。在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和刑事司司长亨利·彼得森——他们两人均是尼克松总统的忠实追随者——的领导下，司法部对于是否立案起诉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对某案展开调查。而他们认为，塞格雷蒂所搞的那些肮脏把戏只是司空见惯的政治运作（尽管他最后因散发诋毁性的政治宣传资料而被课以短刑）。而对于主公诉人、助理总检察长厄尔·希尔伯特的态度，一份联邦调查局内部备忘录的描述则是：“他对于将这些人（例如塞格雷蒂）的行为定性为政治运作，并且与水门阴谋毫无关联的判断深感满意。”司法部拒绝对有关人员提出指控，此举既无须公开向外宣布，而公众对其内幕也自然根本无从知晓。于是，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开始逐渐归于沉寂。
司法部的行为使费尔特深感失望和愤怒。在他看来，水门窃案只是大量违法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司法部却命令他们只能专注于对窃案本身的调查。他对此的第一反应就是将阻碍他们调查的这些限制规定透露给报界。在司法部宣布只针对窃案提起公诉之前一周，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得到了“深喉”提供的有关信息并撰文指出，对水门窃案的调查业已结束，但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却受到限制，无法对违反有关政治捐款法律的行为展开调查。但是他们的报道却未引发来自公众的多少抗议。
费尔特知道，他必须坚持对塞格雷蒂违法行为的调查。唐纳德·塞格雷蒂只是一条小鱼，但是对他的指控——例如分裂民主党联盟，破坏民主党的竞选后勤——却可以暴露出“深喉”试图追查的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水门窃案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一个更大阴谋的组成部分。这些肮脏把戏，包括水门窃案在内，都是由同一个行贿基金① 指为收买官员或散布政治谣言等使用的资金。资助的，并且有可能与许多重要的行政官员相关，其中包括德华特·蔡平——塞格雷蒂以前的领导；霍尔德曼——蔡平的老板并被认为是整个计划的制定者；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塞格雷蒂计划的最终执行人；约翰·迪安、查尔斯·科尔森、约翰·埃利希曼、杰布·马格鲁德以及约翰·米切尔——亨特和利迪行动的监督人和同伙；赫伯特·卡姆巴克——付钱给塞格雷蒂的尼克松私人律师；而这一切都在含蓄地暗示总统本人也已卷入其中。
简而言之，在费尔特看来，塞格雷蒂不仅与水门窃案有关，而且与白宫也有着密切联系。如果他能够将塞格雷蒂逮捕归案，他就可以驳倒白宫的说辞，即那些窃贼只是一些自行其是且无关紧要的流氓而已。同时他也可以推翻检察当局提出的指控——这次窃案之所以发生，只不过是因为霍华德·亨特图谋对一个与他有商业竞争关系的民主党官员进行敲诈勒索而已。
在水门事件发生后不久，费尔特便察觉到了这一更大的阴谋，于是他决定拨开笼罩在窃案调查之上的迷雾，并希望司法部能够对其他违法行为的线索展开追查。正如他告诉伍德沃德的那样：“我们不会为了证明一件窃案而进行多达一千五百次的约谈。”费尔特试图通过调查塞格雷蒂与亨特和水门窃案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而非通过对其所从事的那些肮脏把戏的调查——来为指控塞格雷蒂提供线索。但是司法部却对联邦调查局所提供的线索置若罔闻，并断定塞格雷蒂的行为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骚扰行为”或“政治行为”。费尔特的一位助手查尔斯·博尔兹在11月中旬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助理总检察长彼得森“完全了解联邦调查局对塞格雷蒂的调查深度，也完全了解新近一些文章中所提出的对塞格雷蒂政治骚扰行为的指控，以及试图增加人手协助调查的要求。但是彼得森先生表示，他认为塞格雷蒂的行为丝毫没有违反联邦法律，因此，联邦调查局在此时要求对塞格雷蒂额外展开调查是毫无根据的”。
约翰·奥康纳补遗（3）
到那时为止，费尔特已经向报界透露了联邦调查局被剥夺调查权的消息，并已于9月份见诸报端，此外，费尔特还撰写了多份内部备忘录，表明联邦调查局正受到司法部悄无声息的阻挠。当这些措施都无法引发更大范围的调查时，马克断定他只能将与之有关的细节公之于众，让公众、国会、法院和媒体来关注和做出评判。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对那些更为广泛的阴谋进行深入的报道和披露。如果报道翔实准确，那么司法部禁止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的做法就会招致严厉批评。
马克知道这样做会使他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与伍德沃德进行密切合作，他将面临巨大风险，使他作为报界信息来源的身份被暴露：毕竟在所有不肯掩盖事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