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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知道这样做会使他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与伍德沃德进行密切合作，他将面临巨大风险，使他作为报界信息来源的身份被暴露：毕竟在所有不肯掩盖事实真相的调查人员中，他是级别最高的官员。正如他在本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他处于尼克松和克兰丁斯特的视线之内。同时，他也担心中央情报局会对调查的扩大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应该原谅“深喉”在应对此事时的低调，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加大了他所要面对的风险，他个人也为此采取了力所能及的防范措施。
首先，作为一名具有丰富反谍经验的老探员，费尔特采取了秘密的会面方式。他选择了一个位于弗吉尼亚、与华盛顿特区仅一河之隔的停车库作为他和伍德沃德在夜间会面的地点，并告诉伍德沃德来见面时要采用迂回路线，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被跟踪的危险。他还告诉伍德沃德，如果想与他见面，就把一盆鸢尾花放在他公寓阳台的后面。而当费尔特想与他会面的时候，他会在伍德沃德订阅的《纽约时报》的第20页上画一个钟表的图案，指明会面的时间。
由于每天费尔特都会驾车往返于他位于弗吉尼亚的家和华盛顿特区之间，因此驾驭这一套秘密的信号系统对于他来说并非难事。他每天都会很早起床，并自己驾车去办公室上班，一般来说他会在早上六点到达办公室，然后很晚才离开。在他上下班或者外出休息的路上，通过波托马克河上两座桥中的任何一座，他都可以绕上几分钟的路从伍德沃德的公寓前经过。费尔特也可以在凌晨时分来到伍德沃德的公寓大堂，从一大堆标有订阅者房间号的《纽约时报》中找到伍德沃德所订的那份，然后最多花上几秒钟的时间在上面画上一个时钟图案。
他们在汽车库的第一次长时间会面是在10月9日凌晨。在天亮之前几个小时的会面过程中，诚如伍德沃德所描述的那样，费尔特扮演着一个“老师”的角色，向他勾勒出一个内涵远远超出窃案的水门丑闻的轮廓。
尽管相对于费尔特来说伍德沃德更为年轻，但是他试图采取的应对方式却颇为传统：围绕此案刊出尽可能多的轰动性的头条新闻。在他与伯恩斯坦合著的《总统班底》一书中，他讲述了与“深喉”的争论，他希望能够获知更为详细生动的细节，并喊道：“不要再玩这种卑劣的把戏了！”但是“深喉”却坚称他们必须根据“我的”方式行事。对于“深喉”只愿意“一点一滴”地指导他们如何冷静地报道此案，伍德沃德在《华盛顿邮报》的同事们也曾深感困惑。而伍德沃德则很大程度上将他在新闻报道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归功于“深喉”这种耐心细致的行为方式。马克·费尔特知道，而随后伍德沃德也逐渐认识到，如果想对公众舆论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那么就必须在一个长时间段内，通过揭露大量令人信服的细节，来对水门事件加以报道和描述。读者需要的是对整个事件的了解，而不只是一个头条新闻。
他们两人在汽车库里一直呆到凌晨六点，在此期间，费尔特帮助伍德沃德将他大部分业已知晓，但却分散凌乱的信息整合在一起，从而使伍德沃德对这一事件有了一个总体的理解。当“深喉”对伍德沃德建议说：“不，你可以表达的更强烈一些——”这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其实是在提醒他的学生——伍德沃德——如何通过强有力的开篇，将这一事件展现在公众舆论构成的法庭之前。
约翰·奥康纳补遗（4）
到那时为止，“深喉”一直与他年轻的记者朋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所提供的信息和视角也仅仅足以使水门事件得到公众的关注。但是现在，费尔特对于如何使调查能够继续下去感到日益绝望。于是他大大缩短了与伍德沃德的距离，与后者一起分享他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调查员对该案最为深入的分析。费尔特也第一次向伍德沃德和盘托出了他挑战这些广泛阴谋的行动路线图——将一位现代特工娴熟的调查能力与新闻记者对头条新闻的强烈追求结合在一起。
“深喉”为伍德沃德提供了律师们常说的“推理”——一种帮助人们对错综复杂的案件形成总体认识的合理的推论过程。记者都曾经接受过探寻“五个W和一个H”的训练——即“谁”（who）、“什么”（what）、“哪里”（where）、“何时”（when）、“为什么”（why）以及“如何”（how）——并且为他们所提出的答案提供可信的来源依据。但是费尔特指导他的学生如何对案件事实进行评估，并通过推导对整个事件——即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10月10日的一篇报道中所指出的“充斥着政治刺探和破坏行为的大规模竞选活动”——形成一个全面的认识。此外，费尔特还向他们提供了一些甚至更为重要的东西。作为联邦调查局一名高级官员，他为伍德沃德关于水门事件的系列报道提供了无可争议的权威性，也给他们继续追踪此事增强了信心。正如伯恩斯坦日后所指出的那样，10月10日的报道：“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次：它使我们终于对‘水门事件’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这绝不是像白宫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所描述的那样是一桩莫名其妙的‘三流窃案’，而是由白宫指使的充斥着政治欺诈和破坏行为的大规模竞选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篇报道令美国举国上下深感震惊。报道刊出后两周，深受人们尊重的CBS新闻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便播放了两辑深入的电视新闻节目，向公众勾勒出了上述阴谋的轮廓。而在该报道一见诸报端，众议员赖特·帕特曼便立即呼吁召开国会听证会，对这一丑闻进行调查。10月12日，参议员特德·肯尼迪则以这篇报道为主要依据，领导他所在的参议院行政行为与程序小组委员会展开了调查，并最终导致了轰动一时的“欧文委员会”的建立。
一看到10月10日的这篇报道，约翰·迪安便立刻意识到这将对白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随即中断了他的蜜月假期并匆忙赶回华盛顿。由于这篇文章以及随之而来的后续报道将水门窃案与其他新的指控和白宫联系在了一起，一位心存疑虑的美国地区法官约翰·西里卡，围绕水门案件中所有未经解答的问题对检察当局大加戏弄了一番。而格雷在他的批准任命听证会上，也因这些指控而遭到了参议员们的严厉质询。也许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公众已经完全介入到了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中来了。
随着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有关报道变得日益具有轰动性，白宫对费尔特的怀疑也日渐加深。尽管根据约定，两位记者没有向外界透露他们的消息来源，并且在10月10日的报道中也写明是取材于“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档案中的信息”，但是费尔特作为一名职衔最高的不愿参与掩盖事实真相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始终是被怀疑的对象。为了避免遭到怀疑，“深喉”运用其娴熟的官僚政治游戏的技巧，巧妙地设法将焦点转移至他处。当白宫向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格雷施加压力，要求其防止信息外泄的时候，格雷让他信赖的副手——马克·费尔特——来负责加以调查。当然，通过这些调查发现了不少可疑分子。例如，在对10月10日报道进行的有关调查中，费尔特的调查报告中便写道：“卡尔·伯恩斯坦试图在1972年10月3日与华盛顿地区分局的负责探员（特殊探员）安杰洛·兰诺约见，而且伯恩斯坦还一再试图约见负责本案起诉的联邦助理总检察长厄尔·希尔伯特和唐纳德·坎贝尔。”而上述这些人均有可能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消息来源。在费尔特调查小组撰写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在一次消息被泄漏之前，伯恩斯坦曾经与坎贝尔接触，但是坎贝尔却拒绝对此事做出解释，为此费尔特还引人注目地在这段话上画了一个圈。此外，他还用大写字母醒目地写下一句话：“备忘录的最后一页——全部答案均在于此。”费尔特运用了所有的有助于摆脱嫌疑的技巧和才能。当伍德沃德报道说，“深喉”告诉他联邦调查局已经草率地终止了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之后，费尔特立即向华盛顿分局主管孔克尔发出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备忘录，要求他“说明是否对将要开展的调查的范围存在疑问”。费尔特所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使得他被视为官方路线的执行者，即他正在积极地对消息的外泄展开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