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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勒斯·史密斯就这样使读者学到了许多有关应用科学的知识。这种传授知识的方法很可能使人感到厌倦，但其中穿插了不少叙述得非常生动的小故事，使人于不知不觉中将所传授的知识接受下来。1880年6月24日，儒勒·凡尔纳给埃纳贝尔上校写信时谈到：“读者不要求说教，而要求趣味。要想教育他们，就别装出要教育人的样子，让教育渗透于情节之中，否则便达不到目的。”可是，接连发生的几起似乎难以解释的古怪事件，使遇难者们感到困惑不解。赛勒斯·史密斯躺在沙滩上昏迷不醒，身上却穿着干衣服，是谁救了他？这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谜。因找不到退热药，赫伯特生命垂危，在这危急关头，却发现他床头上有一包硫酸奎宁，这是第二个谜。后来，他们在一只玻璃瓶里发现一张纸条，从而得知有一个遇难者被遗弃在达抱岛上。移民们于是驾着他们自己制造的一只小艇进行寻找，果然发现了因背叛格兰特船长而在孤独中熬了整整十年苦难的艾尔通。
作品非常确切地分析了这种与世隔绝的孤独对一个人所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无异于因长期坐班房所产生的影响。艾尔通失去了人性。他变成一个野人，因长期不说话，他失去了最有效的交际手段：语言功能。赛勒斯·史密斯必须给他“再教育”，并终于作到了这一点。当一大颗泪珠从文尔通的眼睛里掉下来时，工程师不禁失声叫道：“啊！你又变成人了，因为你能够流泪了！”
当正要撤退的移民遭到海盗的包围时，又一个奇迹出现了：海盗船突然被炸，而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水雷，实在无法解释。粗野的海员潘克洛夫认为有一位“岛神”，他的同伴则认为是上帝在保护他们；然而，赛勒斯·史密斯却认为，这个上帝只能通过一位神秘莫测的人来行事。
当他们发现六具匪徒尸首的额上都有一个小红斑时，这些谜渐渐被解开了。毋庸置疑，肯定有第三者介入。
故事情节发生急剧变化。沉浊的隆隆声预示着火山即将爆发。必须加紧修造一只能作远航的船。电报又给他们传来一道信息，指示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同伴沿着电线走，他们当即这样做了；一根秘密引接在该电线上的新导线将他们带到一个与海相通的洞窟里。那儿，有一只小船正在等着他们。洞窟渐渐开阔，里面隐藏着一个内湖。湖面上浮着一艘潜艇。他们钻人潜艇，发现里面有一个垂危病人——尼摩船长。
诺第留斯号的船长讲述他的身世：原来，他是一个印度王子，因领导抗英斗争，英国人把他全家都杀害了。尼摩船长说明了他对英帝国的仇恨，并试图为自己辩护道：“无论在哪里，我都尽力做我能做的好事，同时也干我该干的‘坏事’。要知道，正义并不等于宽恕！”赛勒斯·史密斯理智地反驳他说，“您的错误是在于您认为过去的事还会重来。您抗拒了必然的趋势。这样的错误有人赞美，也有人责难，只有上帝能判断是非。”
赛勒斯·史密斯所指的趋势是什么样的趋势？就其小说内容而言，大概就是指对不发达民族的殖民化。工程师认为，从殖民化有利于传播西方文明社会的生产方式这种意义上说，这确实是一种趋势。我怀疑这是作者的思想；作者并不反对能提供好处的殖民化，只要这种殖民化不涉及任何武力征服；要不，所谓“必然趋势”，指的就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
正因为这样，赛勒斯·史密斯并没有谴责尼摩，而是说，“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从上帝那里来，最后还要回到上帝那里去！”移民们履行了尼摩船长的遗愿，打开了诺第留斯号的闸门，让诺第留斯号将他的尸体带到大海的深处。
但在咽气之前，这位“岛神”还为他们作了最后一次效劳，告诉赛勒斯·史密斯说，洞窟只是由一堵薄壁与火山的中央管道相隔，这堵薄壁随时会崩裂，让海水涌入洞窟，这样一来，就可能引起海岛爆炸。这可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林肯岛覆没，只剩下一块狭小的岩石。移民们爬上这块孤石，失去一切生活来源，又回到了他们在空中遇险时所经历过的境遇中。
此时他们所作出的种种努力纯属徒劳；大自然的力量战胜了他们的智力和毅力；那位博学的工程师所掌握的知识对他们全然没用。不管人类的各种发明多么美妙、多么令人震惊，到头来毕竟只是昙花一现；在一个过渡性的世界里，人类的行为只能是过渡性的，连人类的热情一直在上面激动着的土地，也只具有某种表面的稳定。
在这些只剩下一口气躺在礁石上的人当中，只有遭受社会排斥的艾尔通偶尔抬起头来，他并没失去全部希望，终于发现了邓肯号；而赛勒斯·史密斯却只能高喊什么：“啊！全能的上帝！您发了慈悲，把我们保全下来了！”这幕情景所包含的象征意义使人感触颇深：接受信息的恰好是那位悔过的罪人，而向宇宙的威力屈服的正好是那位学者。
这种悲观色调虽然符合正统，但很可能会使《教育与娱乐杂志》的读者大失所望；他们所需要的正是孕育希望以投入行动，这恰恰违背了凡尔纳的格言；还是爱护他们为好。因此，返回来接艾尔通上船的邓肯号把全体移民都救出来了，使他们此后能够在美洲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
夏尔一诺埃尔·马丁具有远见卓识，他指出：“各自独立的3部小说仅仅因为能在《神秘岛》中找到它们的共同结尾才得以相互联系起来。”与其说这是科学幻想故事，毋宁说，这是“异常完美的科学家画像”。尼摩是个文学家，但他通晓“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技术科学和基础科学”；他掌握了“这些科学给予人类的全部力量。这位单独行动的学者达到一定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使他蔑视比他卑下的人类，自那以后，他甚至企图主宰人类”。尼摩虽然蔑视人类，但又一直爱着这个人类。他要反对的不是整个人类，而是那些奴役他的人。他只在为数不多的几次与剥夺人民独立的宿敌所进行的搏斗中，才使用他的威力——他那研究家的幻想所产生的成果。
阿龙纳斯教授与“这位直接探讨自然现象的活跃学者”恰恰相反；他的官方科学具有“某种刻板的特点”，这种特点被他那位能背诵各种术语、却不知所云的助手康塞尔的“纯机械性记忆”衬托得更加突出；他在大自然的现实中找到他那过于乏味的学识“所缺少的灵魂。”
找到格兰特船长的功劳应归于巴加内尔——“另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学者”，他通过接连不断的解释，对摆在他面前的问题终于找到一种近似答案。
“当科学开始说话的时候，那就只好闭口不言，”《地心游记》中的黎登布洛克教授这样说过，但他接着又补充道，“科学从错误中产生，犯这些错误乃是必要的，因为这些错误逐渐导致真理。”
巴加尔内既坚韧不拔，又粗心大意。他那耐心的摸索正是对科学家所作的摸索的一种说明。科学家因对某一细节作出错误解释而误入歧途时，往往也像他那样责备自己是只蠢驴；而一旦找到答案，他又可能认为这种答案本来就很明显。林肯岛是人类力图塑造的那种世界的象征；赛勒斯咬密斯是个工程师，是个“战斗派学者”，也就是说，他首先是个实干家，然后才是个科学家。他以“极大的聪明才智”去应用他掌握的知识，并引导这一小群人去完成令人惊异的事业。
夏尔—诺埃尔·马丁的结论是，这四个学者的形象“可作为面对大自然及其无情的力量，向世界的秘密发出挑战的科学家的形象。”
这部杰出的探险小说的构思过程颇有意思，值得我们稍加叙述。
我们记得，在创作《格兰特船长的女儿》和《海底两万里》的同时。儒勒·凡尔纳曾按维斯的方式构思了一个鲁滨逊。最初，他的创作灵感似乎很不够用，只想塑造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鲁滨逊式的人物。他当时拟的题目为《鲁滨逊大叔》。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不是一部青年时代的作品？对这种发问，我们可作如下答复：
《鲁滨逊大叔》的初稿似乎已经完成很久，很可能是在这位作家任巴黎歌剧院书记的时候写的。字体非常细小，几乎难以辨认。作者大概在1866年前后，又十分认真地誊写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