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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是在这个时候，以领导者自居的穆霞决心将这个想法说出来：“伙伴们，要是我们等不到了，那怎么办？……我们运送这批珍宝，问心无愧，是吧？……我们不会感到内疚吧？……要是我们无法赶路了，那我们就……以防万—……那我们就给来到这里的人写一封信……让人们知道我们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尽力做了我们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尼古拉的嘴唇动了动。
“写一张字条挂在显眼的地方……”
“不要这样。有人读了字条就会找到袋子，把它窝藏起来，或者据为己有。”托利亚怀疑地说道。
“谁据为己有？法西斯匪徒？他们这辈子都不会到这里来啦！你瞧他们在苏军的打击下正在逃命呢。自己人能这样吗？我们是给他们写的。这是国家财产。谁会据为己有呢？”尼古拉轻轻地说道。
他一动也不动地仰面朝天躺着，他的声音象是隔堵墙传过来的。看得出来，他躺的姿势不舒服。但是他已经没有气力转动一下身子，使自己躺得更舒服一些了。
“嗨，真见鬼，离大路太远啦！我们的人也会从旁边走过去的。”
“现在找不到，以后会找到。冬天找不到，夏天能找到。总有一天能找到的。黄金是不会生锈的。”穆霞叹了口气。
泪水涌上她的眼眶。她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活生生的情景：一个晴朗的夏天，阳光穿过绿色的针叶树枝，小鸟在欢唱，蔚蓝的空际飘着缕缕轻云，金灿灿的……而在这松树棚顶下则摆着三具穿着破烂衣服的骸骨。
姑娘心里替自己惋惜，替朋友们惋惜。但为了不使意志消沉下去，她生气而决断地说道：“别再往下说啦。”
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旧的记事本，转身向着月光。一轮寒月在一碧如洗的天空中分外明亮。她问道：“呶！写些什么？”
她的手微微发抖，手指头抓不牢铅笔。伙伴们没有回答。
“‘找到这个本子的同志！’”姑娘不假思索地用不听使唤的手写下这几个字，然后在下面画上两道粗线，一边继续写，一边念出声来：“‘我们，三名苏联游击队员给你写这封信……’”她想了一想，划掉了“游击队员”，写上“人”字，然后又写上：“‘当你找到这个本子时，我们已不在人世了……’”
“把姓名写上。”尼古拉低声说。
“地址也写上……通知妈妈，通知亲人，”托利亚补了一句。
“对。”
“我们三个人是：尼古拉·热列兹诺夫，乌兹洛瓦亚车站的共青团员；玛丽娜·沃尔科娃，在国家银行的一个分行工作的共青团员……”铅笔一边在纸上异常缓慢地、歪歪斜斜地划着字母，穆霞一边轻声地念道，“托利亚，你姓什么？”
“阿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兹拉托乌斯托夫，奥尔忠尼启泽机器制造厂技工学校的共青团员。”托利亚略带委屈地提示一下。穆霞自己也感到惊讶，她怎么直到今天，也许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她都没来得及了解自己这位小朋友的姓氏。“一定得写上‘尼古拉耶维奇’，我们那个住宅区还有个托尔卡·兹拉托乌斯托夫，是个红头发的小伙子。可别弄错了。”
“‘奥尔忠尼启泽机器制造厂……’”穆霞写完了这几个字，“‘我们给你写这封信，同志，请你通知我们的组织，说我们……’”穆霞在思索词句，犹豫一会又写上：“‘说我们执行运送国家珍宝越过战线的战斗任务直到最后一分钟。’”
“首先不要写这个，不要讲自己……”
“你给他写，让他，见鬼，不要搔后脑勺犹豫不决，而要立即把袋子送到应当送去的地方。”
“‘同志，我们请求你拿出藏在……’此处我后面再写上藏在哪里，‘装有属于国家的财产的这个袋子，并把它送到……’送到哪里去？”穆霞问道。
她的头在发晕，字母歪歪斜斜，好象是被一阵阵风吹来似的。
“送到就近的党组织。写吧。让他送到党的组织去。”
“……‘就近的党组织’。写完了。”
穆霞点上句号，心想：这位收信人是否能弄清他们这封信的意思。突然她心里十分痛苦地明白了：在这张纸片上，可能他们是同战线那边的人在作最后一次谈话。同母亲和父亲，同朋友和同志，同居住在祖国土地上一切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在谈话。一股暖流涌上喉头。姑娘尽力把精力集中在信上。她那变得粗糙了的、发抖的手指飞快地一行接着一行地写了起来：
“‘同志，我们这些共青团员请求你向我们的双亲，向英勇的红军，向我们的列宁共青团，向布尔什维克党转达我们最后的致敬。请转告他们，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之所以没有完成任务是因为我们患了病，衰弱了，没有气力了。还请转告：在最后一分钟我们想的是我们亲爱的祖国，相信并且知道红军会来搭救我们，但是我们已不能等到这一天了。’”
穆霞又反复读了信上末尾这句话，把“但是我们已不能等到这一天了”划掉。然后姑娘把这封信念了一遍。伙伴们表示赞同。每个人都在底下签了名。当尼古拉签字时，铅笔从他手里滑了出来，于是在雪地里找了很久。他们决定在最后一分钟，断定实在不能再走的时候，再在信上指出藏袋子的地方，并把记事本放在显眼的地方。然后尼古拉和托利亚打起瞌睡来，穆霞则开始注意大路：汽车是否停止行驶了，能不能踏上路途？
但是直到朝霞再现，交通仍未中断。当黄澄澄的、象琥珀一样透明的晨曦降临在森林的上空，老树枯枝被严寒冻得发响的时候，撕裂人心的汽车响声却汇成了不间断的、巨大的隆隆轰鸣。
森林里静悄悄的，只是偶而听见沉重的积雪从树枝上跌落下来，随后便是一阵雪粉落地的沙沙声。
严寒加剧了。睡觉是危险的。穆霞叫醒了伙伴们。为了节省正在消耗的气力，他们坐着一动也不动，互相暖着身子。要是谁开始打瞌睡，穆霞就毫不留情地把他唤醒，她自己也总是想睡，但是她牢牢记住这一点；如果睡过去，三人就必死无疑。她维持篝火中的火不灭，用一切办法，直至诉诸武力驱赶同志们的睡意。
同志们的生命现在系于她一身——这个念头一分钟都没离开过姑娘的脑海。眼皮睁不开了，她就用雪擦眼睛，嚼松树枝，以各种最不舒服的姿势坐着。要是睡意还是无法克服，她就咬自己的手，直到咬出血来。
但是气力在明显地衰竭下去。瞌睡还可以驱走，但意识已不清晰、脑中一团混乱。穆霞偶而感到有点清醒，想站起来活动一下身子，但是脚跟却站立不稳。快到傍晚时她朦胧觉得，透过远处的马达轰鸣，她又听见炮声。她的头脑又清醒过来。“这是幻觉？或者在森林外边真是在开炮？”穆霞认为这是耳朵里的血液在流动，于是又沉入半睡眠状态。
思绪在悠悠浮动。不知为什么脑子里总是反复出现鲁达科夫有一次对一位身负重伤的游击队员说的那句话：“伙计，一个布尔什维克，当他没有做完他能做的、他有力量做的一切时，他是没有权利死去的。”这句话是穆霞在游击队驻地的医院里听见的，当时她以为指挥员在说笑话，为的是使伤病员振作起精神来。而现在这句话却蕴含着深刻的意义。难道穆霞和同志们现在有权利死去吗？但是人对于死亡是无能为力的，而这些可恨的汽车总是无休止地在行驶，而在雪原上，在深深的积雪中，他们连两步都跨不出去。
剩下的只有等待。大路上总是传来车辆的喧闹声，难以克制的瞌睡象一床轻软而又暖和的绒毛毯子，又开始盖住穆霞，使她看不见周围的世界。
突然，穆霞模模糊糊感到近旁有危险。她从朦胧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一种象磷火一样的光点，在昏暗的空中忽明忽灭地闪烁。“难道又是幻觉？……不是，这是狼，是狼！是真正的狼。”姑娘想道，甚至由于这种猜想她倒放下心来。
夜间赶路时，她有许多次看见过这种成双的绿光点，它们有时在树丛外的远处闪烁，有时又象星星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