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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川人大抗战-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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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这天中国空军起飞迎击,击落敌机3架。    
    6月14日,市府发布轰炸损失统计,房屋分为“被烧”、“中弹”、“震倒”、“拆除”四类,约有6075户被毁;其中有华西大学、省立成都师院、华阳县中等3所学校,余皆平民住宅和店铺。据防护团统计,敌机投弹近百枚。由于6月前防空措施较得力,死亡减至200多人、伤600多人。防空救济联合办事处发放赈款,死者抚恤费30元、重伤20元、 轻伤10元。    
    6月17日,本市设两个野外医院,便于病人疏散。另设两个收容所,收容老弱妇孺。6月20日,军委会军政部长何应钦来省城,代表蒋介石慰问“6·11大轰炸”被难同胞。6月21日,政府拨款100万元给市民建房。8月29日,印度国民党领袖尼赫鲁飞到成都,参观被炸区受灾情况……    
    11月4日,日机27架再度袭蓉,经中国空军和高射炮部队猛烈攻击,日机无法进入市区,只在郊外盲目投弹,炸毁草房10余间,死伤平民10余人。敌领队机及轰炸机各一架中弹坠落,余皆遁去。中国空军这次空战大捷。    
    当时成都除四门古城墙上安有警报器外,另外竖有七八米长的木杆,用来挂警报灯笼。城墙上挖有防空洞、防空壕,是城防军警的工事。空袭警报声一响,老百姓从四门大呼小叫乱跑,向城外疏散:这就是“跑警报”。不光老百姓跑,政府机关、军警,也都“跑警报”。      
    蔺元慈先生回忆当年放警报的四个阶段:    
    一是“预行警报”,不鸣警报器。市区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执黄布三角旗,上书“预行警报”四字,同时城墙灯杆上挂起黄色灯笼。预示日本飞机从武汉或宜昌起飞入川。这时,各中、小学停课,集市生意收摊,关铺板,市民开始纷纷向城外疏散。    
    二是“空袭警报”,四门城墙上的警报器哨音大响。其声撕心裂肺,是“呜——呜!呜!”一长两短。城墙上的木杆挂上了红色灯笼……这预示敌机已飞抵重庆。这时“跑警报”开始了,各街道商店劈劈啪啪关铺板声、汽车喇叭声、黄包车铃铛声、车夫吆喝声、狗吠马叫声、大人骂小儿哭声、脚板奔跑声……交织一片,人们争先恐后向城外逃难而去。    
    三是“紧急警报”,这时警报器发出凄厉的连续短声:“呜!呜!呜!……”城墙木杆换上了黑色灯笼。这时敌机已飞越龙泉山,空中隐约听见马达轰鸣之声。市内各街道断绝通行,来不及疏散的人就近隐蔽…… 若是夜间,要实行灯火管制,全市一片漆黑,像进入死亡世界。    
    每次敌机在震耳轰鸣的机声中飞临成都上空,调整队形后轮番俯冲投弹,爆炸声让整个城市都在颤抖。投弹后,敌战斗机群开始对地面疯狂扫射。刹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四起,尸横遍地……    
    轰炸结束后,解除警报的警报器一声数分钟长鸣,才把人们从死亡边缘唤醒转来。城墙木杆上也挂起象征平安的绿色灯笼,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上也换成绿色三角旗,上书“解除警报”四字……疏散的人群又潮水般地涌回城里。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3章 大后方的“跑警报”和“空战”(2)

    1940年,敌机全年9次轰炸成都,是轰炸最频繁的一年,尤以10月份轰炸最为强烈。    
    10月4日,日机第5次大规模轰炸成都。日重型轰炸机27架,以26架驱逐机为掩护,上午9时许侵入成都市上空,从成都较场的“中央军校”一直炸到新东门城墙(时为高射炮阵地),投弹近百枚,多处房屋起火、硝烟满天。城边西蜀小学被炸毁,躲避在城墙屋角的学生因燃烧缺氧,全部窒息而死。这次轰炸损毁房屋160余间,炸死百余人,伤220多人……      
    10月5日,日机36架,12日29架,多次轰炸成都,每次在市区投弹近百枚。平安桥街天主堂、马道街法国圣修医院均被炸毁。炸死47人,伤50多人……    
    1940年10月27日的大轰炸,成都损失尤惨。日机分两批先后侵入,第一批21架,第二批15架,在少城公园及附近老皇城一带,投炸弹百余枚,炸毁民房400余间,死亡32人,伤26人。少城公园内民众教育馆、甫澄纪念医院及王铭章上将铜像基石被炸毁……死者血肉横飞、脑浆四溅、尸横遍地。    
    1941年敌机8次袭蓉。以7月27日空袭更猛烈,日机出动飞机108架,投弹358枚,成都主要街道均被炸。市民惊慌奔逃,不少人成了敌机俯冲扫射的活靶子,锦江岸边血流成河,死亡575人,受伤632人,房屋损毁3587间……请看当时《新新新闻》登载记者报道轰炸后的惨状:    
    沿途桥头、沟边、林盘、荒地、田坝都散乱摆着残缺不全的尸体,有头、手、脚和破碎皮肉被炸飞挂在树枝上、墙壁上,有的孕妇被炸破肚皮,淌流出血淋淋的胎儿和血浆泥土混在一起成黑糊糊一团。有的妇女在敞胸哺乳,幼儿还衔着奶头,母子浑身血污死去。有的农舍被炸弹揭开屋顶,全家老小躺在血泊中……城内皇城林盘还在冒烟,苦瓜架上涂满了带血的脑浆,粪坑边铺着血迹斑斑的人肠,树枝上挂着片片的血衣。在少城公园光明电影院坝子里,摆放着四肢不全的尸体100多具。在新东门外猛追湾、乱坟坝一带,也到处是炸死炸伤的平民……事后经省会警察局统计:敌机投弹446枚,民众死亡575人,轻重伤1368人,炸毁房屋3585间。    
    日军轰炸成都历时5年,先后共24次,其中以1939年“6·11”、1940年“10·27”、1941年“7·27”三次最为残酷……日机先后出动飞机550余架次,投掷燃烧弹、炸弹约1500余枚,市民被烧死炸死1270人,受轻重伤者达3500余人,摧毁房屋无数,近100余条街变成废墟,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敌机空袭时,除空勤、地勤、军警人员高度紧张外,“防护团”尤令人感动:这些属义务性质的民兵,不计较报酬,不顾生命危险,救死扶伤、救灾救火,真所谓赴汤蹈火!还有以昌园法师为首的四川佛教会,本慈悲救世宗旨,自动组织“僧伽救护训练班”,在古刹文殊院集训后,参加防护团行列。天主教徒救护中队长耿履中,也多次率队员参与救护……这充分体现出军民团结、共赴国难的爱国热情。    
    “跑警报”使成都城区大为拓宽。如西郊茶店子,在成都出城到灌县、阿坝方向约六七里处,清乾隆年后有一个姓黄的老头在驿路竹林边搭起茅草房子卖茶水,久之成了“幺店子”(小场镇),被称为“茶店子”。这里是成都西郊大疏散地,“跑警报”使可怜巴巴的幺店子一下子“繁荣”起来……街巷增多、商铺林立,成都警备区也一度移驻此地。东门外三瓦窑、琉璃乡、沙河堡,南门外红牌楼,北门外五块石、天回镇等,情况也类似茶店子。    
    重庆火锅凭借大众化、简易化而在抗战时期兴旺发达。成都许多原是“跑警报”时充饥吊命的小饮食,后来也发展为“名小吃”。日寇飞机频繁轰炸,“跑警报”的民众潮水般向荒郊野外逃难,卖饮食的小摊贩有了用武之地,在路旁、坟头、沟边歪歪扭扭搭起黄泥巴竹席棚,“战时小吃店”处处开张、生意兴隆。馒头、包子、锅魁、凉面、凉粉、酸辣粉、茶叶蛋、煮玉米……品种繁多,价钱当然也偏高。本书作者的老姑爷本是很节俭的人,“跑警报”时却对家里人说:“钱嘛,身外之物。被狗日的日本鬼子炸死了,钱还有个球用?吃炸弹不如吃醪糟蛋——吃!”    
    据李豫川先生说:“洞子口凉粉”老板赵金山,那时在老南门大桥边开“洞子口赵凉粉”,大受疏散市民欢迎。武侯祠一带,松柏森森,也是“跑警报”之地。当地农民一听警报声,就忙着煮饭炒菜,等候来客。饭用刀划成块,俗称“牙牙饭”……南大街口有家“章锅魁”,生意做得更妙:空袭前他先将锅魁做好,再买回皇城坝的凉拌肺片或大头菜丝。警报响后,全家四口齐出动,在武侯祠柏木林一带叫卖,他这样既躲了空袭,又做了买卖。当时还有家在草堂寺、龙爪堰一带卖“警报”麻饼的,皮薄酥香,后来发展为有名的“苏坡桥酥皮麻饼”。刘湘墓园旁的郭家林子,有一位逃难入川的下江人在这里搭间席棚卖“警报”伙食。他技艺高超,拉的面细如发丝,下锅一烫即熟,再浇上头天晚上炒制的三鲜、肉丝、炸酱、虾羹等臊子,“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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