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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机的狂轰滥炸使后方民众认识到：必须加强中国空军的力量！于是，四川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献机运动”。
“献机运动”是从1939年3月中国空军某机构建议将义卖金捐款购买“义卖号”飞机开始的。发起当月，重庆各界总计献金170余万元。
1940年12月21日，《中央日报》发表《献机救国》的社论：“献机是救国，也是保家乡”，指出这是积极防空、消除敌机轰炸的根本方法……结果，重庆儿童率先响应，各小学举行游艺募捐、节省糖果零用钱、义卖等，发起筹献“中国儿童号”飞机。
之后，献机热潮首先在重庆开展。市戏剧界筹献“剧人号”飞机，新闻界筹献“记者号”，伤兵从抚恤金中筹献“荣誉号”，军人发起筹献“新军人号”，市11中学生筹献“青年号”……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3章 大后方的“跑警报”和“空战”（8）
中共《新华日报》报道：1941年1月1日，北平志成中学四川分校学生向全国发起“中学生号”献机运动，通电热情洋溢：“敌寇势穷，业成强弩之末。空军建设实为首要之图！望全国同学及各界同胞，发扬民族精神，毁家纾难，恢复锦绣之河山！”《新华日报》也多次热情参加“献金”运动。
国立12中学也于元旦发起“青年号”飞机献金运动，共献现款5080余元。其中，高中学生廖国纲个人独献200余元，还有许多学生捐献金戒、现银、皮衣、棉絮、照相机等物。
川籍学生捐献谷米若干石……
国立第9中学学生均来自沦陷区，学生们于1941年3月1日集资1。3万余元。4月，中央银行国库局全体员工为激励空军士气，发起“击落敌机一架献金一角运动”。
“献机运动”很快在全川开展。1941年6月20日，成都共募得献机捐款150万元，其中普通民众节衣缩食捐款20万元，一架飞机以“民众号”命名……
1941年7月7日，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为纪念抗战4周年，又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建设空军是每一个国民所应负的责任，一元钱的数量虽甚微，其优点则在普遍与深入，让每一个大时代的中国国民都有救国救民族的机会！”
到1941年10月止，重庆各界共募得献机捐款150万元。1942年3月，重庆和川东数县、市青年捐购战斗机1架，滑翔机20架；成都青年捐购滑翔机1架。 1942年10月，四川民众捐购“忠义号”战斗机20架…… 1943年2月12日，重庆民众捐款购机5架，并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举行机名命名典礼。
此外，中国其他各省民众、海外华侨也义无反顾地捐献大量金钱购机。
“献机运动”加强了国民政府防空建设。1941年12月20日，美国志愿人员组成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首次参战，加上中国飞机的增多，中国空军逐步占据了空中作战的优势。
邵英侠老师对本书作者讲述他的父亲、时任空军队长的邵瑞麟的英雄事迹：
邵瑞麟，满族人，籍贯辽宁省新民县，1935年从笕桥航校毕业，1941年底被任命为空军第二大队副队长兼十一中队中队长，驻在成都太平寺机场。1942年1月22日，上级指示太平寺基地二大队轰炸机27架、第一大队驱逐机15架，在飞虎队中队长桑德尔率领的9架P—40型战斗机的护航下，共同袭击河内日军机场。邵瑞麟担任这次战略轰炸总指挥，他的同学和挚友姜献祥为副总指挥。情况紧急，他率领机群于10时10分从太平寺机场起飞远征。12时40分抵达河内机场上空，只见机场上数十架日机排列成行。邵瑞麟抓住战机，立即下达攻击命令。顿时驱逐机俯冲扫射，轰炸机低空投弹，倾泻炸弹20余吨。敌机葬身火海。
邵瑞麟返航途中被日军密集机枪射中，壮烈牺牲。姜献祥目睹了这壮烈情景，从机窗中含泪向邵瑞麟挥手永别……次日，中国各报刊载了此次出击的辉煌战果 ：“我神勇空军昨袭越南，收获重大战果。在我空军光荣战史上，又添了极有声光的一页！”
邵瑞麟阵亡时年仅29岁。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中央电台播出其英勇事迹，誉为抗日空军英雄。
1942年后的中国空军已令日方胆寒了。四川“梁山机场”是保护重庆的航空基地之一。日机袭渝，每每在梁山上空被中国空军“志航”机队痛击，深感“入川容易出川难”……1943年6月6日，中国空军中队长周志开在未携带保险伞的情况下单机起飞迎敌，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先后击落敌轰炸机三架、击伤数架，“创造单机攻击机群最光荣最英勇之空战记录”。事后蒋介石亲自接见这位年轻的空中勇士，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
1943年后，日本夹起了尾巴，除少量侦察性侵扰外，对大后方的轰炸基本结束。
四川反空袭斗争——这个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部分，取得了极其伟大但又是艰苦卓绝的胜利！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4章 中国抗战最主要的物资支撑（1）
震惊一时的成都“抢米事件”
日本人打来了，逃难！逃难！
中国政府机关及外省各学校、工厂以及沦陷区难民，都潮水般涌进四川。这成为四川自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之后，又一移民大高潮。据简略统计，抗战前全国高等学校有108所，迁川的就有48所，占44％；国民政府及1000多万军民辗转迁川……
吃饭成为第一难题。四川省专门成立起“难民赈济委员会”，将有劳力的难民分别送往昭化、广元、剑阁、苍溪、阆中、梓潼、绵阳、巴中、通江、南江等10县，安置在集体垦殖农场劳动；对老、弱、病、残，由广元县专设一个收容所来收容。
黄河花园口决堤后，黄泛区难民1。5万多人，又由秦岭源源不断进入川北。国民政府在川陕公路沿线设置黄河灾民配运站，每站都架起大铁锅，用大桶大桶的稀饭赈济灾民……然后将他们分别送往通江、南江、巴中3县安排生产。
1939年后，来川难民已近10万。四川省政府专门成立难民垦务委员会，划定两大垦殖区：第一区：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犍为、凉山；第二区：松潘、理番、懋功、清化、汶川。两区计划开垦土地24万亩，可收留难民数万人……
但四川已不堪重负，粮价暴涨。1940年2月4日，四川士绅代表严昌龄、李伯申、邵从恩等19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
“仅田赋一项，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绝大之痛苦；而各县随粮附加，比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请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务明令罢免，俾创痛已深之川人得以稍苏喘息……”
1940年3月，发生了抗战史上有名的“成都抢米事件”。
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为什么会闹“春荒”，发生“抢米”风潮呢？一方面是上述征敛过多致民众缺粮；另一方面是不法分子囤积居奇。当时粮食情况由于囤积、舞弊、阻运、抢购的恶性循环，粮荒日趋严重。《新新新闻》报的《小铁锥》栏目说：“市民为了购两升米，要跑、要站、要挤，才把‘米条子’得到手中，忙了半天，‘平价米售毕’牌子一挂，不禁饮泣吞声，失望而去！”
1940年春，成都米价每石由11元涨至22元。省市政府当局对囤积居奇者三令五申要严加惩处，但人们纷纷传言：“已故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老婆周玉书，就在南门外黉门街重庆银行仓库里囤积了大量的大米！”“其他军阀、官僚也囤积不少。有的已霉烂成块，他们深更半夜把那些霉米偷偷倾倒在府河里！”
囤米的人越来越多，以致米店都空空如也。靠每天买“升升米”吊命的劳苦民众，拿着血汗钱卖不到米吃，人心惶惶。终于在3月13日上午，饥民不约而同地跑到黉门街重庆银行仓库外去乱吼：“把米拿出来卖啊！”随之人潮冲入仓库，开始抢米。黉门街一带被堵塞得水泄不通！
成都市政府马上派出大量军警，跑步到黉门街。省会警察局调查股主任朱耀寰、股长陈维寰发现人群中有个青年像指挥者，当即把他抓回警察局，由司法科长谭齐审讯。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4章 中国抗战最主要的物资支撑（2）
审讯中问明，青年叫朱亚凡，是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