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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劲的嘉陵江风抽打着屋漏偏遇连阴雨的张艺谋，他撇开朋友们独个儿到外头溜达。此时他心绪麻乱：“《菊豆》不让国内发行，《大红灯笼高高挂》也不让国内发行，长此以往……”他信步踱到街头的书摊前，随手捡起一本《中国作家》浏览。从新作中汲取灵感和“霸”着好小说的改编权，已是他惯用的战术。
咦！奇怪的小说——《万家诉讼》；“陌生”的作家——陈源斌。艺谋定定神看了起来……
“太阳好起来了。”这是小说的开篇。
张艺谋下意识地买了一本《中国作家》，边走边读，神情越来越投入，引得路人注目：这年头还有这种书呆子。他走回驻地前已把小说读完，忽而折身跑回书摊，一揽子把所有《万家诉讼》全买下，返回住所分给摄制组的“杠头”们。当然，首先得给巩俐瞅瞅。
《万家诉讼》是一部写农妇告状的中篇小说。其法制建设的灵魂且不论是咋的深邃，单那农妇何碧秋告状时，那般憋气、茫然、失落、坚韧、坦荡、内疚和感叹，那栩栩如生的语言心态和动作画面，就令这些银幕骄子们大叫起来：“简直他妈的‘太生活’、‘太电影’了！”
“咱上告他，不过想扳平个理，并没敢想送他去坐牢叻？！”巩俐读着农妇告倒村长后的“道白”时，不禁有点心潮澎湃了。这个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是自重并有自知之明的。啥“性感影星”，啥“虎牙的魅力”，啥“世界影坛的红星”，都是那些小报的花边扯淡。她明白自己那分“傲”，无非是在众多剧本前严格挑选值得拼搏的角色；那份“苦”，无非是因难觅再征伐奥斯卡的战机。现在仿佛天降神灵——“太阳好起来了”。
真人面前不烧假香。摄制组舆论倾斜：上《万家诉讼》。
找谁投资
艺谋思来想去，想起了——香港银都机构。银都曾欲和艺谋合作，但前两次都告吹了。银都推荐的本子，艺谋瞅不中；艺谋推荐的本子，银都又相不上。俗话说“事不过三”，这回准行了吧。
兵贵神速！艺谋火速臻函香港银都。
购买版权！艺谋当即给素昧平生的陈源斌拍去加急电报。
电文如是：大作万家诉讼我准备改编为电影如同意请立即回电张艺谋。
坏。坏。随之而来的情形颇像剃头挑子——一头热。
香港银都迟迟未见回音。按银都往常那种雷厉风行的效率推断，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特别是那个陈源斌，当时算不上啥红作家，按惯例理应求之不得、热情洋溢甚至热血沸腾地偷喊三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才对。谁知，他磨蹭了半个月才回了份“鬼”电报。电文如是：我的通讯地址是合肥市二里街省文联宿舍陈源斌邮码230061。
“哟——”
……“姓陈的摆的啥谱？凭啥摆谱？！”
……
天降大任于斯人
陈源斌是安徽天长铜城人，1955年出生，1975年当邮差，相面的说他是才高七斗、学富四车的苦难文曲星。
1982年，滁州文联不甘戴“皖东文坛荒芜”的帽子，招兵点将突击会战，可当时陈源斌却关门闭户猛啃法律教材想考律师。直到最后几天才溜到会战场上去。创作班上壁垒森严，文学青年们不许朝拜编辑，以免有瓜田李下之嫌；一摞摞手稿只注着编号，一派萧杀气氛。待到放榜，只有源斌的《枸杞》和《木耳》被《安徽文学》和《青春》杂志淘中。《安徽文学》的总编江流特召其“密谈”，问他读过哪些书。源斌照实汇报：“读过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元曲、话本小说和民谣，《红楼梦》和《鲁迅选集》读过20遍……”江流点透禅机：“取法之上在乎其中……”源斌神悟，回家后咬着大刊物猛攻，屡败屡战，终于露面《十月》，跻身安徽作协会员队伍。
1983年夏秋，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首次公开招生，源斌破天荒地请了10天“病假”，穿上新买的猪皮鞋闯华东考区金陵考场。他没敢“做梦娶媳妇”。谁知金榜昭昭，陈源斌荣获考区状元郎，安徽的独苗儿。
读完“鲁院”，陈源斌再铁了心在文学这块土地上耕耘播种。他一面攻读中外名著，一面潜心写作。终于，先后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和《上海文学》等大刊物上连连发表《汩汩圣人血》、《安乐世界》、《沉浮山》等作品，攻下了“1984~1989青年文学奖”，获“1990萌芽文学奖”，并作为皖军领队之一率部踏进“1990年全国青年作家会议”。到1992年末他将出10本书，计300万字。评论界不得不刮目注视：文坛黑马陈源斌。
马年岁末，一场火灾祸及源斌的小巢。5000卷藏书和几部长篇手稿连同彩电冰箱等一切家产全烧得精光，只得举家凄惶惶寄居旅社，人们均以为源斌将从此一蹶不振。
这时冯牧先生亲笔签名的约稿信飞至，源斌犹豫不决；热情的编辑赵虹女士频频催了10回。盛情难却，源斌默默铺开一本稿纸，静心屏气透过万家灯火，遥望故乡那些倔强善良的农妇，神使鬼差地写下《万家诉讼》。
学问深时意气平，精神到处文章老。源斌修到这份上，自然不会为艺谋说声拍电影就乐得屁颠屁颠；再者，文学圈里视电影为“触电”的空气也传染着他；更者，其时安徽大地洪涝肆虐，他要和同仁们一道杀上前线……
急惊风偏遇慢郎中，任凭张艺谋电报电话、电话电报叫唤，源斌优哉游哉，优优哉哉。
天知道这出戏还怎么往下唱？！
“英雄”所见略同
香港银都机构的巨头们，得知艺谋意欲拍摄《万家诉讼》后，当即琢磨了原著。他们以为这东西虽由艺谋拍、巩俐演，起码能进国际电影大奖圈，但商业效益较难保证，为此，他们也不由踌躇了几天。
要夺奖！银都的老板马逢国咬牙拍板投资了。大概是为了保险起见，银都密请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人审稿。待他们阅后投了赞同票，进而约定由两家联合投资发行，摆开一副战则必胜的架势。
有了这两家大老板撑腰，张艺谋“疯”将起来，竟然在未和原著作家签定改编合同前，便紧锣密喜地张罗起来。仅主摄影就找来三位高手：一是原北影厂的池小宁，特地从移居地日本赶回来，谁叫他们当年合作过《红高粱》呢？二是电影《周恩来》的摄影于少群；三是西影的卢洪义。他们当即分赴山东、陕西等地选择外景，原欲去原著中描绘的江淮皖东采风，无奈洪水滔滔。
农妇何碧秋谁扮演？巩俐。
巩俐虽然在香港过了三个月的“洋影星”生活，张艺谋一“召唤”她就“颠”回来演农妇，还说“我喜欢这部影片”。难怪香港《文汇报》的报人调侃：这对导与演的组合，到目前为止，始终是最理想、最完美的。无论是公是私，都已被公认和接受了。
忙乎了半天，银都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已砸进去18万美元，可改编合同八字还没见一撇。艺谋催促陈源斌火速赴京签约。
1991年10月中旬，源斌应邀赴京，一下火车就被艺谋逮着“审讯”个不停。他顿觉艺谋特痴狂，潜意识地告诫自己：艺谋这哥们——够处。
下榻华都饭店后，小哥俩一同洗了澡，便穷侃起来。
源斌神侃海聊：“艺谋，你的《红高粱》的人性美在中国有市场，黄土地的原始美在海外也顶事。但可一可二不可三。写人性，你我之辈恐怕只能步文艺复兴的后尘。我的何碧秋却是中国土壤上现时的法制生活写照，谁也糊弄不去。”
艺谋默默吸了半口冷气，仄脸盯瞅着源斌，仿佛要逮原著的“神”，要揪住影片的“魂”。
稍事沉默后的源斌，用商量的口吻敲了定音锣：“我想大概应该是——把人物和情节淹没在生活流中！”
“好！”艺谋和诸高手异口同声拍腿叫绝。真有点“英雄所见略同”的快意。因为艺谋他们一直感觉该片要用“偷拍”的手法创造一种纪实氛围，以图突破西部片的模式，完成自我艺术革命。
“华都会晤”签下的合同书，给源斌留下了迄今张艺谋所能给予的最高电影改编版权酬金——5000元；留下了在银幕和所有广告上均同时注明“根据陈源斌中篇小说《万家诉讼》改编”和“原著：陈源斌”的双显名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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