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需要继续研究的几个史实
一个是王稼祥参加遵义会议时的身份。目前不少著述，包括我们编修的中共党史一卷，都写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最近我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据载，王在六届五中全会就已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新近出版的有的党史著作，在写遵义会议时也说明为政治局委员。我比较倾向于是政治局委员的说法。这当然主要靠查阅原始档案来弄清楚。我主要是从王当时的表现来作判断，似不像只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角色。尽管他是中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但遵义会议是党的高层会议。如果他当时只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哪能出面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哪能首先制造舆论要将博古、李德“轰下台”？哪能在张闻天代表毛泽东和他发言之后还抢先发言？当然，那时是非常状态，有的人可能会有非常表现。但按党内常规和他个人的涵养看，这种可能性不大。根据上述几个疑问，我更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记载，要么，目前讲的他的上述突出表现，有被夸大的可能。
再一个是目前公认的陈云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那份文献。在参观纪念馆时，费侃如向我讲了对陈云《传达提纲》的疑问。随后又寄来了他给《中共党史研究》的稿件。我感到他提出的问题值得研究。在他列举的若干疑点中，如传达点名说谁犯了什么错误的问题，确实是“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向下传达的内容”，将其写在《传达提纲》内，似难以理解；还有《传达提纲》已指明，传达到支部时点“华夫”的名，在团以上干部传达才宣布“博古”的名，然而这里说是向中央纵队干部的《传达提纲》却还点了“周”、“恩来”和“凯丰”的名。作为《传达提纲》向下传达的内容，就难以自圆其说。再如，费文提出，那份《传达提纲》如果真是《传达提纲》的话，在传达前就已经写成。然而，《传达提纲》最后却说：“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将传达后的反应写进准备传达的提纲的文件中，就不那么合乎逻辑了。因此，对将这份文献认定为《传达提纲》提出疑问，不能说没有道理。再将那份文献与2001年《党的文献》第4期发表的陈云1935年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相比较，从内容和用语来看，似乎更像同一个时期在同一个地域写的文献。因此，这是不是向共产国际的一个“汇报提纲”呢？《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标题是《党的文献》编者加的，并非报告原题。它实际上没有将两者并重地来讲述问题，关于遵义会议情况讲得较少。而被认定为《传达提纲》的那份文献，却将遵义会议内容作了较多介绍。如果将它认定为“汇报提纲”，上述几个疑问都不存在了，费文提出的一系列质疑也能找到更合理的解释。
在我将这篇考察写成后，6月底又看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的《党史研究资料》第6期上载有中央档案馆齐得平、田逢禄、耿仲琳写的《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考》。他们的考证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认为这个由编者所视为的“传达提纲”，不仅不是传达提纲，而且是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的第二部分，即原稿所注明的（乙）部分。（甲）部分则为《英勇的西征》。这一考证对于深入研究陈云所写的遵义会议文献，具有重要价值。
我引用费侃如和齐得平等人的考证和看法，都只是提出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仰仗有关职能部门。前不久，还听说对遵义会议在有的知情者的亲属中有新的说法，我没有去接触这些同志，也没有看到第一手原始的材料，但我相信：历史终归是历史，最后总要还其本来面目的，尽管它需要时间。
联想：中共党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目前中共中央的两个《历史决议》，都对遵义会议作了很高的评价，其基本精神已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它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从此，年幼的党走向成熟，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再没有经受那么大的挫折和磨难，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这在广大群众中已形成共识。对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人来说，这已成为中共党史的ABC。
但是，无独有偶。中国共产党多灾多难，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也发生过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大的挫折和磨难，犯过两次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因而也召开了像遵义会议这样的会议，即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党的80多年历史上的又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也起了两个挽救的作用，一是挽救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二是挽救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后20多年，逐渐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因而也成熟起来，开始铸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辉煌。这在邓小平和江泽民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的著述中也是讲清楚了的。
这两个“生死攸关的转折”，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是异常重要的，都应当得到正确的反映和科学的阐释。
应当引为注意的是，对于怎么认识和反映这两个转折的中国共产党的曲折复杂的历史出现了两种倾向。这在北京能听到，在地方走走也能听到。
一种倾向是将历史曲折归结为领袖人品论。这在海外的一些著述中相当不少。“文革”时期的那种将领袖人物神圣化的情况，这在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但是，随着一些“历史内幕”的曝光，所谓领导人“黑匣子”的披露，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妖魔化”、“丑陋化”、“恩怨化”等，从而一部中国共产党史或领袖传记就不堪入目，玩权术、整对手、勾心斗角、争权夺位，什么理想追求、党的事业、人民利益等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历史已经前进到21世纪，用不着（也无济于事）再去神化什么，但是难道将党和党的领袖丑化一通，就是真实的历史？不可否认，我们的党还有不少弊端，制度还不健全，阴暗面的东西还存在，历史领袖的品格和心态也是复杂的，对造成这样那样的错误会产生影响。但是，造成历史曲折的基本方面是什么？如果我们这个党的领袖都是像那些著述所描绘的灵魂丑陋、品性卑劣，没有什么胸怀国家、心忧百姓这样的理念，那怎么能说明革命的胜利、困难的克服、民族的凝聚和国家的兴盛呢？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内还是有一批立党为公、心系人民、精忠报国、无私无畏的顶天立地的汉子的，这在普通党员里有，在党的领袖中也有；这在老共产党员中有，在年青一代中也有。这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共产党的脊梁，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忠良之士，是党的历史的主流。人民敬仰的领袖的品格的基本方面，可以说上不愧天，下不怍地。
还有一种倾向是将曲折历史直线化。夸大党的历史道路的曲折，极尽歪曲丑化之能事，这不可取。但是，不如实地将党的历史道路反映出来，让人民感到可信，这也不可取。比如，与遵义会议具有同等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党的历史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何谓“转折”？即它不是直线发展的同一方向延伸，而是折了比如说90度的另一个方向的发展，有转有折，故谓“转折”。如果是直线式而不是直角式，哪还谈得上“转折”！只有按照小平同志说的将1957年以后20年的“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极左写清楚，才能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意义，才能说明它的两个挽救作用，才能说明它是新时期的伟大开端。否则，这个“转折”是凸显不出来的。这段历史不实事求是地讲清楚，以后还会折腾的。当然，讲这一次转折，也要作历史过程论的分析。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转折”的伟大标志来论述，可能更符合历史实际。
历史既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也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进入不惑之年的毛泽东是推动党的历史实现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主角，随后成为领导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主要领袖。诚如小平同志说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