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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行-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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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领导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主要领袖。诚如小平同志说的,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这一伟大功绩已载入史册,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但是,谁曾想到,进入古稀之年的毛泽东却在探索的道路上栽了个大跟头,也犯了他曾经批判过的“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错误,一方面“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另一方面又将马列“本本”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第二次伟大转折进行拨乱反正,就是既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又要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什么会发生毛泽东这样的历史现象呢?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十六大所指出的,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既要反对经验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坚持海纳百川的政治文明,不搞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不搞重要领导职务的高龄化非常重要。小平同志认真地总结了这个教训,坚持实行退休制度,他本人带头退休。他多次说过: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这就容易犯错误。因此,“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这是邓小平的英明之举。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最主要的是靠有一个好的制度,而不仅仅是靠好的领袖个人。这是为历史经验,包括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土城之战和一渡赤水

  由于不是像罗开富和索尔兹伯里那样专程走长征路,而是出差到相关省、县才去作那一段的考察,因而路线、时序与当年红军走的不完全一致。这次因是从叙永出发,就是先过赤水,后去土城,可以说是反向而行。
  我有一个不那么好的习惯,每到一地,爱问一下历史地理沿革,了解地名、河名、山名的来历。有时得不到满意回答,影响气氛。好在这种情况极少。比如,为什么叫“赤水”?四川古蔺县委党史研究室何世鸿老主任讲出了原委。他说:赤水河流域多喀斯特地貌,以“每雨涨水,色深赤”得名。过去不叫这个名,汉朝称大涉水,晋称安乐水,唐名赤虺河。“虺”音“悔”,乃毒蛇之意;明清时才改称赤水。它发源于云南镇雄县境乌蒙山脉北麓,向北经滇东,流入川黔两省之间,有五分之三一段成为界河。在折入贵州后经赤水市流向四川泸州的合江汇入长江。这就是说,全长近900里的赤水河,上游为滇、黔、川三省,中游是黔、川两省的界河,下游则是四川的内河。
  我们沿着赤水河走了一段。作为川黔两省界河,两岸群山陡峻重叠,河谷深切狭窄,宽处二三百米,窄处仅百多米,两岸悬崖高出河面在200米至400米之间。远处看,似条弯曲玉带;走到近处,岸坡达60度左右,无路下河,水流奔腾湍急。河域水能资源丰富,有优越的梯级开发条件。所谓赤水四渡不是一个渡口,而是分别在土城、元厚场、九溪口、太平渡、二郎滩、茅台等六个渡口过赤水。这六个渡口间相距200多里。
  土城在赤水河中游东岸,是黔北入川的要冲,今属贵州习水县。在党史上,以土城战斗和一渡赤水而著名。土城镇党委书记介绍说:这里古称滋州,管辖现在的仁怀、赤水两县,是古盐道上驰名的水陆码头。盐商用木船将川盐通过长江运至这里,然后雇用农民工背着装满川盐的背篓,爬坡上坎,翻山越岭,运往黔北一带的县城或村镇。因此,清代诗人郑珍赋诗咏道:“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后一句就是指这里水运输盐的情况。土城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近些年,不断发掘明代军事屯堡等历史遗迹。古代繁荣已成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里又开始焕发青春。我们将绿色资源与红色资源相结合,已建设成为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部分。
  镇党委书记也了解土城战斗情况。他介绍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定经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1935年1月下旬,红军分三路先后抵达土城地区。由于川军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县城,阻止红军北进,后面尾追的敌军又紧逼上来,毛主席主张在距土城镇西北五六里的青杠坡打一个阻击战,消灭尾追敌军。战斗在1月28日拂晓打响。这是毛主席“出山”后决策打的第一仗。这一仗没打好,也可以说是个败仗。为什么会如此呢?镇党委书记领着我们到了青杠坡战场遗址,观看当年的作战地形和双方的兵力部署态势。不看,说不清楚怎么没打好的原因。看了战场,像我这个不懂军事的“老外”也大体明白了。原来青杠坡是个狭谷地带,红军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敌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又加优势装备,使作战形势立刻改变。因此,红军前半段打得顺利,后半段处境非常困难。当时决策的不周在于,一是对敌军兵力数目和战斗力状况,特别是增援部队加入战斗的情况估计不足;二是红军的部署没有占领大山头,控制制高点,作战地形极为不利。当敌军进逼到军委指挥部前沿时,为了扭转战斗局面,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冲上前沿阵地,指挥军委干部团和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共同拼死奋战。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由赤水城北上渡江计划,立即突围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再相机行事;朱德、刘伯承继续指挥红军坚持战斗,周恩来负责指挥在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处理笨重物资。1月29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两个地段的渡口西渡,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这就是一渡赤水。当追敌赶至河边时,见到已炸的浮桥及其他渡河器材顺水流淌,只能隔岸兴叹。

踏访“鸡鸣三省”地域(1)

  踏访“鸡鸣三省”地域,寻找“鸡鸣三省”会址
  “鸡鸣三省”会议,是一渡赤水之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但这个会议地址在哪里,一直是长征史研究的一个疑团,因而也使不少党史工作者对此有着研究兴趣。我既然在作“四渡赤水”考察,也希望对这个问题有所收获。
  “鸡鸣三省”会议之说,源于周恩来的两篇报告。一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讲的。他说:遵义会议后,博古继续领导困难,再没有人服了。当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主席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二是1972年6月,周恩来作党的历史长篇报告,讲到遵义会议后,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党的领导发生变化的情况说:土城战斗后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目前讲这段党史,都广泛引用了周恩来的这两个材料。
  前些时,为查别的材料,翻阅《毛泽东文集》第8卷时,发现毛主席也讲过“鸡鸣三省”会议。他说:“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1}这是毛主席在1962年5月讲填词《忆秦娥·娄山关》历史背景的一份文献。过去在文献研究室翻阅过这个材料,但这段话早忘光了。这对于研究长征,包括“鸡鸣三省”会议很有价值。
  由于“鸡鸣三省”会议地处三省,目前这三省的党史部门和地方领导,都在论证这个会议是在本省的那个鸡鸣三省的庄子里开的。水潦就属于鸡鸣三省地段。去慰问特困群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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