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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很可能在世界观上和物质利益上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观点上和利益上的不一致往往令人无计可施：参加学校毕业授奖典礼日的演说家们谴责范围狭窄的专业化，要求教育的基础应当宽广。尽管这样，有人认为这种变化也许会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特质增添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在人人具有同样职业和经历的社会中正在消失。专业化给合作带来更多的问题，但是它也给思想进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为正是在种种经验发生冲突当中，人的思想才得到锻炼。
同样，物质利益的冲突至少使得社会不断发生变化。客观事实是这样，不管我们是否接受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把全部历史看成一连串的阶级斗争，还是我们是否仅仅认为如果人人满足于国民收入中有他的一份，社会就不会有多大的变化。有些人惋惜的是，变化没完没了，并且说，他们宁愿回到人人自耕自纺的世界——要是存在过这样的世界的话。在这里，我们不谈喜欢变化还是喜欢稳定（这个问题放在附录中去谈）；在这里，我们仅仅指出，变化是永无休止的，而专业化将为变化作出贡献。
（二） 市场的规模
市场越大，专业化的可能性就越多。市场的规模取决于一家一户的自给程度、人口的多少、交通运输是否便宜、社会财富的多寡，情趣是否符合标准以及人为的贸易壁垒的多少。
原始家庭几乎全部自给。每个村庄有一些有专门手艺的工匠，但是他们仅能满足村民的一些零星需要，整个村庄的自给自足状态主要是同它与世隔绝有关，而每户人家的自给状态则主要同妇女的地位有关。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原来是妇女在家里干的活转到家庭之外的代办机构去承担了，这些机构由于分工比较明确，投入资金较多，因而效率高，如取水、磨面、纺纱、织布和缝纫、教育儿童、照顾病人等等。
这种活计的转移是由于妇女劳动力离家转移到户外机构参加劳动而同时发生的。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男人反对他们的女人干活挣钱。打破这些禁忌之后，加速专业化便成为可能，国民生产也有了很大增长——妇女的自由也随之大大增加。
市场的大小还取决于人口的多少。某些类别的生产中存在着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公用设施，以及某些服务业（教育、卫生、群众娱乐）。相当多的国家人口稀少，就是说如果它们的人口多一些，这类产品或服务就可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较为廉价地提供出来，而不是在规模较小、不那么专业化的企业里生产。不过人口的多少是一种概念，它同空间和数量都有关，因而这实质上是个交通问题。如果运输费用是零，即使最小的国家也能享受专业化的全部好处，因为整个世界会成为一个单一的市场：即使最小的国家到时也能实行专业化，把自己的剩余产品卖给别人，换取自己想要的消费品。在第六章里，我们将更充分地讨论人口问题。
交通的费用和范围部分取决于自然特征，部分取决于企业的运输事业。有些政府在这方面比别的政府更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确实，在大部分国家的历史上，好的统治者往往由于他们把精力用在扩展道路系统方面而扬名，而坏的统治者则因他们主政期间道路状况恶劣而声名狼藉。从经济观点出发，便宜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是任何国家所能有的最大幸事。
在铁路发明之前，水上交通是唯一比较便宜的运输方式，凡是靠海或有江河之便的国家，贸易最发达，财富也增长得最快。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有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比其他国家起过更有活力的作用，答案之一往往是比较靠近水路。
市场容纳商品的多少显然取决于买主的财富。需求标准化的程度也同样重要。在美国，人们愿意购买成批生产的标准化物品，这有时就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这里有一部分是追求虚荣的社会风气问题，如果社会风气要求显示个人的显赫地位是以购买个别设计的商品、手工制品，或专门按本人要求的款式定作的物品为荣，那么，市场容纳每种类型的商品就少。这也可以说是个阶级结构的问题；拥有高度发展的中产阶级的国家，比只有富人和穷人的财富均等的国家，更可能为成批生产的商品提供较好的市场。除去阶级差别，对个别设计的工艺品的爱好也许仅仅由于某个国家的工匠技艺超群才引起的，这些工匠在大批生产实现之前的几十年或几百年，曾专门从事生产声誉卓著的制品。例如法国和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以后，当大批生产成为可能时，这类国家也许会落后于别的没有专门技艺并因而较容易出现大批生产需要的国家。许多事情也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想象力。
在像福特和伍尔沃思那样的人带出这条路之前，谁也不知道对成批生产的商品需求的规模有多么大。
其次，存在着人为的贸易壁垒——捐税、关税、限额和禁令等等。减少这些壁垒是人类在１６世纪到１９世纪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工作从国内开始，先消除政治疆域以内的内部壁垒，接着是在一些原来由地方王公掌握大权的国家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重商主义年代以其维护限制对外贸易的作品而闻名，但是重商主义哲学家们最重要的著作是他们坚持内部统一的优越性，努力消除当时存在的内部贸易壁垒。他们的著作决非毫无作用；今天，谁都不会主张下属政治当局——省政府、县议会或市政府——应当有权征收关税。重商主义年代悄悄地进入了自由贸易年代，１９世纪是它的鼎盛时期。在１９世纪，几乎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减少了国际贸易壁垒，虽然到１９世纪末潮流有了改变，但１９００年，同前一个世纪相比，贸易上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当今有关国际贸易的种种看法再次像重商主义年代那样复杂起来了，这个问题我们将放到第六章去谈。
（三） 组织
人们一开始专业化就需要有一定的机构来协调他们的活动。规模最小时，可以由政府下令来起协调作用。在一个厂家、一个政府部门或一个军队单位的内部，都个别通知每个专业人员要作什么事，经理部门的任务是要有一个构思，怎样让各个人适合一起工作。然而，这种事情为了整个社会就干不成，因为要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些目的所采取的手段要由中央协调就太多了，无法有效地工作。实际上，个人的活动要由市场来调节。供求决定价格，个人能以对价格刺激作出反应的方式来达到他本人的目的，与此同时，服务于所有个人的更为广泛的目的。价格机制的确解决不了所有的社会冲突；价格机制能同一切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不完善的，而且它的作用也要受到人们努力的影响，人们力图阻碍它自由发挥作用。价格机制到处都由私人垄断资本家或由政府作出规定，但是只要存在着专业化和贸易，哪一个地方都不能把它统统取消。即使是苏联政府，它对经济活动的规定比其他国家政府规定得都多，也十分注重依靠价格体系来调节经济活动——刺激稀有技艺、刺激农业产量、限制紧俏商品的消费、迫使国营工业提高效率和在没有什么“计划性的”经济部门多少也利用价格来达到一切其他目标。
现在，如果要把价格机制当成调节器，人们必定对价格很敏感。他们必定关心价格，无论是对他们能从事的劳动、他们能制作的物品、他们可能购买的商品还是其他情况，他们都关心；他们必定愿意对价格作出反应，为利用价格的有利变化而改变他们的态度。人们对价格敏感的文明也许被轻蔑地说成是“拜金的”或者是“贪得无厌的”文明，但是，我们关心的不是道德或轻蔑，而是经济增长的条件，经济增长要求专业化，专业化要求由价格机制来进行协调，这种协调只有在个人对价格的变化作出反应时才有相应的效力。这种反应的程度现在大体上是个习惯问题。人们到目前仅仅是为他本人的生计而从事生产的，当人们最初知道价格经济时，他们对价格的反应是有限的，不熟练的。他们会错过种种机会，不知道如何进行选择，很容易受骗上当，意识不到价格的暂时变化和永久变化之间的差别，不懂得季节性变化和周期性变化，不懂得打多少折扣等等。就像学习人类文化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人们必须学习怎样对市场价格作出反应。人的作为会随着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有所改善，他们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