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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优越职位完全让这种传统出身的人占据，经济增长一定不会出现。而大部分准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种贵族老爷的传统。
我们由此认为，经济增长会要求换掉现存的统治阶级，由另外的统治阶级来取代。现存的统治阶级可能因为它的世界观和传统而不能适应经济增长。也许是因为它的经济力量的基础注定要遭到破坏而不能适应。有时，经济增长会加强现存的基础，但也可能削弱它。当现存的统治阶级从土地或从农奴制中获取财富时，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经济发展可以提高土地的价值，也可以降低土地的价值。在提高土地的价值时，现存的统治阶级不需要去阻挠这种发展，如为了采矿使用土地、灌溉工程用地、为富有的旅游者开辟游乐场址等。但是，当计划把劳动力从土地吸引到工厂去；或为进口廉价食品减少关税壁垒；或在人民中普及教育（这通常会使人们不满现状）时，可以预料，现存的统治阶级会阻挠实施这些计划。如果促使经济增长的种种机会，恰好是会减少现存统治阶级的财富时，统治阶级一定不会带头利用这些机会，更可能的是将带头设法阻止利用这些机会。那么，经济增长将要靠一个新集团的出现，新旧集团之间将有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为争取改变法律的权力，改变关税权、教育制度、信仰制度或其他生活方式的权力而斗争。
由于新型经济活动的发展往往是由上升的社会阶级打前锋，历史学家在考察经济急剧变化的各个时期时，总是要密切注视阶级结构和阶级变动。但是没有单一的历史模式。如果把１８世纪的英国同俄国加以对比，最明显的是英国社会相对说来比较“开放”，给商人和企业家以较大的施展才能的自由，对有土地的贵族给予比俄国的商业阶级还要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如果把１９世纪的中国和日本相对比，很难确认日本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比中国的社会更开放。这两个国家中的商业阶级的地位和机会都有所差别，但是这些差别没有大到足以说明这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年代的发展差别有多大。如果把日本的情况同英国对比，人们就会看到，商业阶级不是经过几个世纪的缓慢发展才最终取得支配地位的，而是由贵族中比较少的一部分爆发一场革命，他们在顺利地完成革命之后才把商业阶级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着重说明，具有经济后果的社会变化并不总是由商业阶级造成的——在当代反帝运动中，民族主义领袖和商业界领袖各自所起的作用也着重说明了同样的问题（见下面第五节（一））；但是它没有触及我们的主要问题，即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新的经济阶级要比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更易于发展。
再者，经济增长创造并扩大了中产阶级，这主要是靠从下层补充，而在那些在向上流动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社会里，是无可指望的。中产阶级的发展是由于经济增长要更多地利用生产方面的知识和要更多地调剂资源。要积累和运用知识，就有必要不断增加生产中的熟练人员——各级工程师、科学家以及一般受过若干年教育和训练的人员——的比重。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也造成对熟练服务，对牙医、教师、音乐家和承办伙食等服务的需求。经济增长还要求加强协调，因为经济增长专业化，同生产熟练的程度增加有关；因而需要有更多的领班、会计、经理和更多的管理人员。卡尔·马克思最有名的预言之一是，经济增长总是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确切地说，出现了对立情况，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立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卡尔·马克思认为，社会划分为阶层完全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配，但是我们看到，中产阶级的兴起是由于技术知识的积累，由于专业化、协调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这些因素同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关，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内都同等起作用。
因此，在那些社会流动受到奴隶制、种姓制、种族隔离、社会势利行为、宗教派别等等的阻挠的社会里，不能指望会产生蓬勃的经济增长，除非特权集团在整体中相当庞大，或不断靠移民来使自己得到补充更新。而且不管怎样，哪怕特权集团仍然保持朝气和进取精神，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一定会失去这些精神，因为它自己不利用下层阶级成员的智慧。如果其他情形都一样，一个摆脱流动障碍的社会必定比剥夺其多数成员机会的社会显得经济增长要迅速。
实际上，比较“开明的”贵族统治为了保持活力所必要，尽可能允许纵向流动，虽然它们是小心翼翼并不允许超出这一范围。任何阶级在它的成员中都包括才能有高、中、低的人。“开明的”贵族统治允许才能高的人提升，才能低的人下降。这完全是保持它的活力所要求的。同时，它维护自身才能平庸的成员，而排斥下层阶级才能平庸的成员，这样，社会的阶级结构从而得以维持下去，因为下层阶级才能平庸的成员是不得取代上层阶级才能平庸的成员，而贵族统治同时却不断得到更新。因为要保持上层阶级的活力只需一点点纵向流动，只要允许这种最低限度的流动，阶级结构和经济增长就不是互不相容的。同时，如果最聪明的犹太人、黑人或工人阶级子弟得以攀上最高的阶梯这一点是明确的，哪怕这些人只占他们本阶级微不足道的比例，哪怕他们本阶级一般人的大多数完全处在“他们的原地”，社会安宁是比较容易保持的。不过，不管贵族统治容忍这些例外时怎样“开明”，如果一个社会限制纵向流动的机会，它必定丧失自己经济增长的机会。
某一部分的例外对这种普遍情况来说无关宏旨。在有些情况下，对一个集团的歧视也许使得这个集团要表明朝着并非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方向大力发展。因此，如果统治阶级轻视经济活动，同时又阻挠其他集团在统治阶级崇尚的活动——如军职、政府和教会——中一显身手，受轻视的集团可能放弃机会而去开辟经济活动，可能在这条道路上显示自己的本领。这使人立即想到犹太人在西欧的地位；他们曾集中精力去赚钱，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为人不齿，而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如果对犹太人的歧视消失，犹太人可能在种种职业，科学、农业、军队以及在更为“体面的”生活方式方面毫无顾忌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他们也许在赚钱方面不会再胜过大多数其他集团，反而可能逐渐蔑视这种生活方式，成为不善此道的了。在印度也有类似情况，袄教徒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无资格加入统治阶级，他们集中力量从事经济活动，变得比他们的主人还要内行。这是我们在小的移民集团中可望看到的一种发展，这些移民集团，由于在宗教、种族或其他方面的差异，既不能同上层阶级也不能同下层阶级揉合在一起，于是集中力量去自谋生路——在东南亚的华人是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更多地谈到移民和他们的问题。
（三） 市场的自由
经济增长要求人们应自由地租用资源，从事贸易——是以私人帐户还是以公务员身份，则是一个单独问题，我们已在第三节（一）中探讨过。这里我们首先要讨论取得资源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然后讨论进入市场的困难。
所谓取得资源，我们指的是，企业家应能够购买、借用或租用各种生产要素，因为，如果一个人只可利用他自己的劳力、土地和资本，就不会有专业化经济和大规模企业经济。
在这一节里，我们不是随便谈资本的问题，而是要指出，如果宗教或风俗不赞成有息贷款，经济增长必定受到限制；关于资本的制度问题留待第五章去研究。这一节我们要讨论土地和劳动力的市场性。
一定要有土地使用权。能购买土地不动产的所有权并非总是必要的，但是至少必须有可能得到一纸长期使用土地的可靠租约，特别是如果企业要在土地上以建筑、灌溉工程、地下管道等等形式进行长期投资。大多数土地使用制都定有土地使用权，虽然通常附有种种限制。这样，土地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不得属于个人，只准属于集体，如在苏联就是这样。
再有，土地不得给“外来人”，即不得给移民、某些特殊种族或宗派的成员、在印度一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