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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就是这样。
再有，土地不得给“外来人”，即不得给移民、某些特殊种族或宗派的成员、在印度一些地方的“非农业经营者”（一种防止高利贷者把农民全部买下的措施）。有称为“城乡计划”的土地，特别是在土地使用按地理划分区域的年代，要使用这些土地也可加以种种限制。或对土地使用权可以有种种限制，有些国家不准购买土地的所有权，但只准立租约；而且租约对使用土地也许没有足够的保证来为某种长期投资提供法律根据。如果土地所有权不稳定，种种困难也将出现；一些现代国家虽然有地籍调查和土地登记，但是有许多地方，一个买地的人可能会为地界或卖地人的土地财产所有权的诉讼所苦恼。澄清所有权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必要步骤。
尽管大多数制度规定，土地所有者可以放弃土地，只要他们想这样作，然而公共所有者在它们是愿意卖地还是愿意出租土地方面表现不一。土地所有权往往同家族的自豪感联在一起。家族的自豪感可使人们不愿意放弃已经为本家族世代所有，有时正埋葬着祖先的土地。土地所有权还同社会和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一些人主要不是把土地看成是生产资料或财富的来源，而看成是地位的标志，看成是甚至不惜以年收入的绝大部分来保持的某些东西。这种考虑在那些土地分配很不平等的国家里也许最为得势，例如，在全部土地属于一个小小贵族集团的地方；而在土地所有权非常分散的国家，购买或出租土地通常要容易得多。这种家族感或政治感附着在土地所有权上，将减少土地作为一种资源的流动性并将限制经济的增长。由于存在这种感情，已经使得一些政府为了公用目的、修筑铁路、把大片地产转化为小农场或相反而运用权力去强迫出卖土地；要不就是在家族合并规划或城镇安排规划时强迫交换土地。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个国家单单由于土地的价值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买卖土地的，也没有哪个国家那里的非经济因素对本来会增加产出的规划不起阻挠作用的。
由于容易利用土地，其效果会使得自然资源减少的地方，为了社会的利益也可不允许利用土地。对土地的某些用法会不可避免地减少自然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采矿，其他例子是在沃土上修建飞机场、修建难看的建筑物破坏当地的景观等。对土地的另外一些用法可能不一定是破坏性的；可用保持土壤肥力的办法来发展农业，砍伐木材可不破坏森林；但使用土地的人并不总是这样注意、有这种认识或事先想到采取保护措施。以此为由不准使用土地也并非永远对公众有利，譬如，采矿、用收益来创建其他资源（包括学校）也许是对公众有利的；修建一处机场可能比在耕地上得到的等值收益更为有益。但是，以此为由不让使用土地并不一定同经济增长不相容。相反，控制土地的使用也许会对经济增长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许多社会遭到困难正是由于耗尽地力、破坏了森林或把矿藏采光并不把收益再投资于创造其他财富而浪费了它们的自然资源。（见第六章第一节（二））现在我们从土地转入劳动力使用问题。如果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受到赞誉，就必须有能力把大批工人组织在中央控制之下，无论是在集体、国营或私人企业中都要这样。而且因为经济增长牵涉变革，还有必要使劳动力流动，离开某些企业到另一些企业去。在集权的社会里，这种流动可通过行政命令来执行，告诉工人他们必须在哪里工作；甚至民主社会在战时也要采取这种强制作法。但在和平时期，民主社会靠市场的作用；剩余的劳动力被解雇，需要劳动力的企业则用给工资的办法得到劳动力。
实际上，只有靠雇佣就业，劳动力才是流动的。在一个社会内，人人拥有满足其需要的一切土地，就很难找到劳动力。因此，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是要创造无地阶级。这件事可以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来完成，如某种程度上像英国过去的圈地运动那样；或者由于人口过剩造成这种情况。这不仅是资本主义才有的一种现象。任何制度，只要是以大规模组织为基础和准备变革，就必须依靠工薪阶级，否则经济不可能增长。总之，人均收入要高和人口中的多数眷恋在土地上是互不相容的，从需要劳动力和提供劳动力这两方面来说都是这样。因为人均收入高同只用收入的小部分在食品上是联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同土地上只需要人口的一小部分是联在一起的。在像美国这样高效率国家，只要人口的六分之一从事农业就可以养活全部人口。哪怕一个国家靠出口农产品换取工业品为生，按照当前高效率的标准，它要求从事农业的人口将超不过三分之一。反对把人民同土地分开一直是政治鼓动的丰富原始资料，也是诗人怀旧情感的丰富原始资料，但从经济眼光看，一个社会需要它多数的成员在土地上劳动，只能说明它效率低。不过一定要记住，反对把人民同土地分开主要是出于反对强迫无产阶级化。如果用高税收的办法把非洲人从他们的保留地上赶走，迫使他们去采矿，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衡量，产出也许会大大提高；而多数人的处境会更加恶劣，他们的土地无人耕种；他们的妻儿将无人养活，大半年要忍饥挨饿；他们的部族组织及其伦理规范将受到严重损害。正如我们在附录中所强调的，产出的增长并非是幸福或福利增长的同义语。幸运的是，它们也并非总是对抗性的。
使用劳动力，不仅受到过于分散的土地所有权的限制，而且也受到把人束缚于特殊职业或雇主的制度的限制，如奴隶制、农奴制、种姓制、种族偏见或宗教歧视；还受到剥夺个人寻求有利职业的积极性的体制的限制，如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制或大量的社会安全规定。所有这些体制都将减少劳动力的流动机会，使新厂家或新工业的建立或发展不大容易。这就是为什么新工业的创办者，不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通常总是敌视这些制度的原因。农奴的挚友始终是在某个新工业中得不到他所需要的劳动力的业主：在南非联邦或美国南部各州的黑人的地位，由于那些地方的工业迅速发展，会比用其他办法提高得要快。这也是那里总是存在着反对经济增长的强大阶层的原因之一，因为这威胁着要失掉他们赖以为生的依靠。
资本主义早期，国家对使用劳动力没有什么规定，雇主和工人可以根据他们愿意的条件自由签订合同，没有奴役或n类似的东西。然而现在，签订合同要受到种种限制。国家禁止签订某些合同，如雇佣童工或雇佣女工采矿。有的国家规定了最高工时或最低工资。国家规定学徒年限。国家保护工会权利等等。其中有些禁令限制了经济的增长，当然也并不因为这样做就一定不好。
现在我们来谈谈接近消费者。经济增长要求怀有新想法的人能自由地去实现这些想法，虽然这些想法的实施可能损害他们的竞争对手。经济增长要求自由竞争；同时这种增长能把竞争对手损害到难以再作努力来压制竞争的地步。我们说人们应当自由地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这只限于那些增加竞争的想法；至于限制竞争的想法，如包办合同或分摊市场，从经济增长依靠竞争来说，都是在损害经济增长。
新想法——新产品、新的生产和销售方法、新款式、新的供应来源——的竞争，将使那些把财富同旧思想联在一起和使那些拥有资源“不得流动”的人受到损害，就是说他们不能很容易地适应新的想法，不受损失也不能使他们转移到其他职业或行业上去。在这种意义上说，大部分资源是不可流动的。劳动力一旦学得专门技能就是不可流动的；劳动力在职业之间丧失流动性的同时在几种行业之间则可保持流动。所以土地和可供再生产的资本也程度不等地不能流动。因此人人在限制竞争中都有某些利害关系；我们同别人竞争的“本能”具有防止别人同我们竞争的对应“本能”。在劳动力领域，由集体制裁强制实行的限制性作法中，这种情况暴露无遗，如在工会和职业协会执行的限制性学徒制规则中；在抵制“劳动力的削减”和坚持通过指定的测验中，这有时符合公众利益是必要的，有时也不是；在学得技能很费钱时；在严格划分工种界限时，像在建筑业中或在牙科医生和牙科技工之间划一条界限那样；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会破坏机器和谋害或恐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