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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知识和利润
如果新的知识要为人们所接受并应用在生产上，它必须是既新又有利可图的。获得知识要经过一番努力，应用知识则可能需要额外的资源以及担当风险的额外意愿。因此，知识的应用要求一种制度形式能把有差别的努力同有差别的报酬联系起来。我们已在第三章中概括地讨论了这一问题。这里仅略作论述，特别是谈一谈接受知识对制度的要求。
问题的实质是，按技能、责任和承担的风险所给予的报酬，必须有适当的差别。按这些因素确定的差别的大小，实际上似乎随经济发展的程度和速率而异。在人均产量不是增长的社会，技术人员往往是供大于求；要给所有合格的人找到工作是很难的，待遇的技术差别不大。当经济开始增长时，这种局面就不复存在。经济的增长将造成对多种技术人员的巨大需求。这种情况同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有关，因而同技能的范围大大扩大有关。这反过来又增加协调的必要性、厂家或其他经济单位的一般规模、对监督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需求量。与所有其他阶级相比，“中产”阶级从而迅速增大。在这一进程中，熟练和非熟练之间、识字和不识字之间、监督和被监督之间的差别趋向扩大。如果为了满足对熟练人员的需求，需要从比较先进的国家召募熟练人员，这一进程特别有帮助；因为给这些人的薪金甚至必须高于他们在国内所得的薪金，这就使得当地的同类人员也能要求得到同农民或非熟练工人的收入相比高得不成比例的收入。因此，在社会的这阶段，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别比在不发达社会和较为发达的社会要大。当前在苏联出现的大差别就是说明这一问题极好例子。
当教育设施扩大，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员的流动人数开始增多时，这种局面就会得到纠正。义务教育实施以后，只有看书识字这种本领的人得不到赏识了。技术学校和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的木匠、技工、建筑工人和其他各类能工巧匠成倍增加。中等学校源源不断培养出打字员、职员、教员和各种类型的私人助理。各大学也开始培养出在较高层次上需要的人才。由于人才来源增加，工资差别在减少。工资差别大也推动用机器取代人工；以前需要熟练工人来做的工作，现在由机起来做了，操纵这些机器的人不需什么技术，工资水平比较低，制度也许还有重大的变革。一开始，为了提高收入，极容易把自己组织到工会和职业协会中去的都是熟练工人。但是到一定时候，所有的人都加入了工会，如果熟练工人感到自己受到使用新机器的非熟练工人的威胁，他们自己可能会想方设法把非熟练工人组织起来，防止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过于悬殊。由于高度发达的教育设施，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工资差别在经济先进的国家日趋缩小。它们当然也会引起社会关系紧张，因为“中产”阶级正在失去在经济阶梯上的地位，他们对此耿耿于怀。
企业主的收入情况看来也差不多。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人们极不愿意实行新方针而冒风险。资金轻易地投到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建房上，但是当地的资本家不敢投资开矿、办公用事业、经营商业性农业或制造业，除非他们认为有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此外，他们对这类事情也没有什么知识。因此，这些领域都留给了外国人，外国人带来了有关生产和组织的新技术，而他们所以被吸引来，只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赚取比在国内投资大得多的利润。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利润将同国民收入按比例增长，储蓄也将如此（这种过程将在第五章中论述）。外国企业家也广泛为人们仿效，最后达到当地的企业家人数众多，以致国家的经济不再依靠外国的企业家经营的程度。经济的增长使国家达到经济独立，甚至到一定时候可开始输出资本和本国的企业家。
除了可以一家一户耕作的农业领域之外，经济的增长速度必定是缓慢的，除非注意新观念并愿意为引进这些新观念担当风险的企业家来源充足。因此，要是没有足够的实业家，要是这些实业家不肯冒风险，不管是因为筹集不到资本，还是因为他们生来缩手缩脚，或是因为承担风险的利润差别不适当，私营企业经济就将停滞不前。譬如，我们在本章前面一部分里看到，许多人将联合王国同美国相比，认为前者采纳革新措施比较迟缓。我们曾经指出，这并不是由于缺乏发明创造，因为联合王国在发明新的商品和工序方面一向名列前茅。如果有什么缺陷的话，那是把新产品转入大批量生产阶段的速度有差别。这并不是缺乏研究，而是缺乏企业家精神，说明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英国企业家利用新发明不像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迅速。
刺激企业家们去革新的是他们渴望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希望获得巨额利润，或者是由于担心如果他们不去革新而蒙受巨大损失。这些动机中的头一个动机在事业上的成功不受高度重视的社会里是软弱无力的；第二个动机在利润和资本收益税很重的社会是谈不到的；第三个动机如果整个经济环境变成垄断的而不是竞争的环境也就不存在了。如果说英国企业家的创业精神确实不如美国企业家——并非人人都同意这种看法——解释或许可在这些因素的某一个因素中找到。
２０世纪中叶觉醒起来，怀有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的许多不发达国家，被收入方面似乎必然要出现的差别——无论是在“中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外国人和当地人之间，还是在利润和其他收入之间出现的差别——弄得很尴尬，因为我们时代的气氛一般说来对收入的差别，特别是对外国的差别，以及极而言之对巨额利润是持敌视态度的。然而，这些都是谋求发展要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应付这种局面的一种办法是停止发展，使发展的步伐同当地的技术人才的供应相一致，同行政机关取代私人企业家的能力相一致。另一种办法就是接受这些差别，把它们当作取得更迅速增长而暂时付出的代价。
无论采取哪一种办法，最有效的良方是尽可能快地增加发展经济所急需的技术人才，因为这既能加速发展的可能性，又能使发展在造成不平等方面付出的代价降低到最低限度。
＇英＇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第四章 知识
第三节 训练计划
（一） 先后次序
经济的发展对各个层次的教育设施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对初等教育的需求增大了，最终要求每个学龄儿童都接受义务教育。还需要办更多的中等学校，这一方面是为中等教育本身的发展提供人才，另一方面为各个大学提供人才，或者进行进一步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为秘书、教师或技术助理。
需要一整套教育设施来培养手艺人、农业助理员、教师、护士、秘书、技师。除了这些学校之外，尚有成人教育，从扫盲或推广农业技术直到文学写作班次。而居于整个体系顶端的是需要在几乎每一个知识领域培养具有大学水平的人才。
“适当”提供所有这些服务的费用是任何低收入国家的预算担负不了的。所以必须加以选择。那么是让少数人得到良好培训，还是让多得多的人受到半培训呢？在技术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成人教育和初等教育之间，人文教育和技术教育之间，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呢？先说先后次序问题。教育提出的困难是，它既是消费项目，又是投资项目。作为一项投资，教育直接为增加生产作出贡献。有些国家对一切教育都抱怀疑态度，因为教育可能损害当前的权威，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种族的还是种姓的权威。但是大部分国家决定一切直接增加生产的教育设施都值得最大限度地加以扩充是毫无困难的，就是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