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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免费、义务和国有化教育之前的时代，每个家庭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按照家庭收入、投资计划和其他需要，尽可能地承受从私人教师那里接受教育的负担。由于没受过教育的人实在无法正确判断教育的优点和缺点，作出的决定都是错误的，大概错在低估教育的价值——总而言之，在这样的社会中，就全体居民来说，对教育的需求是极小的。然而，现今教育是一项公用事业，因此必须作出的大部分决定都是政治上具有争议的问题。
关于教育应放在什么样的优先地位的政治见解正在起变化。５０年以前，大部分民族主义政治家都提倡教育；据认为教育政策的最高目标是要让所有儿童都进学校受教育。重点基本上是把教育当作一项消费事业来办；有的教育也会产生增加生产的效果，但是社会应是有文化的，这是一个民族自豪感的问题，不管对生产的影响如何。现在先后次序正在变化，投资型教育正在受到重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譬如，许多国家为推广农业技术和开办技术院校的财政拨款在迅速增加。成人教育已走向前列。甚至有些教育理论家说，在这一阶段，教育父母比教育孩子更有价值。其论据是，孩子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在他们回家见到他们无知的父母时就会忘得一干二净，或者根本不当一回事。许多孩子在经过五、六年义务教育学习看书之后，离开学校三年之内就忘记怎样看书了。反之，如果教父母看书写字，他们的孩子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跟着学习，而且父母还能在他们自己的工厂或农场学习怎样改进他们的生产技术。甚至有些持极端看法的人说，为断文识字提出的要求太多；人们应当学习让环境生产更多的东西——学习增加亩产的办法，学手艺、照看孩子、做衣服，这些事情大部分用不着教断文识字就能做到，而且更有用处。
同类的争论已影响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基本上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一种投资，是确保取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优厚收入的一种手段。律师的地位就是这样，最有成就的律师的收入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学这一专业的人多得不成比例。这是大部分低收入国家律师太多的一个原因，也是人们认为有些律师为了生计而落入圈套的一个原因。在大专院校开设广泛的国家，律师人数明显过多，使得许多学生不得不转到其它系就读。如果同时社会不发展经济，那么工程师、科学家或医生就没有日益扩大的市场，国家到处是文科毕业生，由于他们拿不到薪水，甚至得不到他们认为他们所受的优越教育应得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做他们能够得到的任何工作，他们都极为不满意，他们是进行政治鼓动的头等人才。
从社会观点来看，大学教育是一种消费还是一种投资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在那些每年培养大批找不到职业的文科毕业生的低收入国家，大学教育基本上是一种消费，难以维持。所以说难以维持是因为培养一名大学毕业生的费用非常之高，如果教育仅仅是一种消费，那倒不如把纳税人的钱花在开办更多的小学，或者让更多的儿童受中等教育上要好得多，而不是把钱花在让为数较少的人受高等教育上。但是在经济发展得相当快的社会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地方，对医生、工程师、生物学家、行政人员和大学培养的其他各方面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甚至由于需要开办更多的小学，也给大学增加了负担；因为要增加小学生人数，你就必须增加小学教师，更多的小学教师意味着更多的中学生；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中学教师；更多的中学教师就意味着更多的大学生；小学、中学、大学构成一座金字塔，各个层次必须同步发展。一个穷国在其儿童仅有１０％的人接受初级教育的时候，却花费许多钱去开办一所大学，这种“反常现象”是一点也不反常的。
舆论改变的一般效果就是改变教育预算的重点。５０年前，主要重点放在初等教育上，但是今天许多国家的预算中大大强调高等教育、技术教育或成人教育（包括推广农业技术）。趋势是赞同把这类教育看作是投资开支并把它们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而让扩大初等教育去与公路、卫生和政府必须提供的所有其他服务争政府开支。
除了不同类型的教育的先后次序问题之外，还有每一类教育的质量问题。初等教育是让全体儿童都上５年学呢，还是让半数儿童上１０年学？所有小学教师都必须在中学毕业后再受两年专门训练——这样的教师人数不会多——呢？还是靠短期训练班使教师人数迅速成倍增加呢？这种教师本身除了读写算之外，对其他所知甚少，但是可以用他们来使初等教育迅速扩大。苏联曾经只顾数量而不顾质量，着手使受过半截子训练的教师、农业助理员、牙医助理、医务助理之类的人员迅速成倍增加。他们这样做有两点理由。使人无可反驳的理由就是快速。培训人员达到技艺的最高标准需要很长时间和花费大量的金钱。所以，如果只允许完全合格的人才能参加实践，那么大多数居民就没有治牙、医疗、农业或教育设施了，而他们如果能得到受过半截子训练的人员的服务，他们的生活条件就会好得多。另一个理由是，由受过充分训练的人所做的大部分工作，由受过一半训练的人来做也能做得一样好。因此，坚持认为只有熟练的人才能做是一种浪费技术的主张。另一方面，反对“稀释”技术的主要政治论据是民族自豪感。在好几个国家已有人提出这种建议，但遭到报界和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政界人物的拒绝，理由是民族自豪感要求“我们的医生（教师等等）应同英国的医生一样好”——或者说凡是先进的国家都是当地的样板。还有一些专业协会进行抵制，但是要是不能也用民族自豪感来支持，这种抵制也许不会起什么作用。
在教授一门技术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上，意见也在发生变化。在专业协会和工会的影响下，迄今一直强调长期学徒和培训。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速度成为取得成功的要素时，人们承认，有时学会一件工作的要领只需迄今所需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快速培训的新技术研究出来了，在扫盲和教授外国语方面取得的成果或许最为突出，但是在缩短培训工匠和技工所需要的时间方面也取得特别有益的成效。在那些由于缺乏技术人员而使发展停顿的地方，这些方法能起重大的作用。
打破培训计划由专业人员把持的局面的另一成果是，实现了教育基本上不必依靠专业人员来办。“群众教育”计划是按照每个人既是学员又是教员的原则执行的，为大批成年人扫盲运动研究出了以学生传授他们的知识为基础的新技术，从而以较少受过训练的教员取得惊人成果确实成为可能。任何成人教育运动——无论是在扫盲、农业、儿童保育方面，还是在中国文学方面——取得成功的秘诀是要激发学生们的热情，因此他们不仅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而且还以他们的热情感染别人并把他们学得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只要计划把学生考虑在内，使他们不仅当学生，而且也当先生，而不是在师生之间设置专业障碍，那么这种热情就愈加可能迸发出来。
技艺的稀释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为技术的进步总是使公认的技艺失去作用并创造新的技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