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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的稀释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为技术的进步总是使公认的技艺失去作用并创造新的技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但是由于每种公认的技艺开始为拟订界限守则和学徒规则的人们所垄断，他们想用限制获准使用这种技艺的人数的办法来为他们靠这种技艺获取优越的地位和报酬，情况就尤其是这样。垄断永远是对新发明的挑战，所以新发明的损失得以逃避。因此每种技艺都有一部生活史；那就是产生，承认自己，成为许许多多规定的课题，引起敌视和回避，对侵入其领域的新技术打一场后卫战，取得妥协要不就消亡；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说不尽的自豪、愤怒、汗水和眼泪。
现在有一些国家（如黄金海岸）因为缺乏所需技术，可以用于发展的资金不能全部派上用场。在这种情况下是使增长率停下来以保证质量和适度呢，还是迅速增加部分受过培训的人，这要由政治因素来决定。
（二） 农业技术的推广
农业教育将非常清楚地说明我们刚刚论述过的几点，即先后次序的问题，受过部分培训的人员的作用和热情的重要意义。
以先后次序来说，在任何较为贫穷的农业经济国家中，把经费用在向农民传授新知识上，也许是能够做的最富有成果的投资。因为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在大部分地方是现在可资利用的大大增加国民收入的最有把握和最便捷的办法。譬如，有些农业专家断言，应用现在众所周知的技术，印度每亩地的农业收成可翻一番——最重要的增产措施是选育良种、多施人造肥、多用农药以及改善水源的保护和利用。这种明摆着的可能性并非到处可见，因为专家们懂得的事情和农民所干的事情之间的差距并非到处都是这样大。不过，在许多地方，这仅仅是因为对粮食生产未作必要的研究。由于上述原因，热带地区的农业研究已集中在经济作物方面，这些作物都是向工业国家出口的（食糖、可可、橡胶、茶叶等等），差不多完全忽视了为国内消费的产品（甘薯、木薯、高粱之类），虽然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中，用于生产粮食的人力和土地为用于经济作物的人力和土地的四倍或者更多。
研究是推广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在基础研究尚待进行的地方，没有推广农业技术的余地可言。不过，一旦掌握了知识，推广这种知识的工作人员就非常之需要了。如果我们设想，自耕农付酬雇用的每１０００个人中有一名推广工作人员，三分之二的人口受雇用，维持一名推广工作人员的费用为一名农民收入的四五倍，那么这笔包括管理人员的服务费总数将达国民收入的０．２５％以上。除此之外，还要加上适当的农业研究费（本章第１节（二）），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农业部用于研究和教育的费用大约为国民收入的０．７５％到１％之间。美国的推广开支和农业收入大致保持这一比率；美国每７００名靠农业为生的人有一名推广工作人员，它花在农业技术推广和研究上的钱约为农业纯产出的０．７５％。英国的比例也是１比７００，但是在世界上较为贫穷的国家中间，只有日本在农业服务方面花费那么多的钱（日本也是农民生产力有惊人提高的唯一国家）。
如果每年的开支占年度国民收入１％就能使农业生产率每年提高１％（等于国民收入的０．５％）的话，这将是一笔效益极高的投资，因为它相当于每年得利５０％。生产率的提高不能完全归功于推广农业知识，因为还要为水利、工具、肥料等等提供资金。不过，即使扣除其他需要，这种综合投资是农业国能办得到的最有利的投资。我们使用的比率完全是在可能范围之内的。日本从１８８０年到１９２０年，每英亩土地的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１．３％。英国和美国的生产率也达到了１％。那些在起步时知识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大得多的国家，要从它们在农业服务方面的开支中取得可观的收获不应有什么困难。
为了照这种比率提供农业服务，农业官员的人数必须大大扩充，需要许多受过非常好的训练的人来从事研究工作和监督推广服务工作，但是扩充得最多的是推广工作人员本身，因为每５—１０个村庄就需要一名推广工作人员。如果每个人都要受过大学本科的农业教育，那么要提供这样多的人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大学毕业生从事这一工作也是不必要的和不可取的。说不必要是因为推广工作人员的任务仅仅是把别处经过充分试验的技术传授给农民。他要保持机警，对农业实践要懂得甚多，因为不这样他对农民就没有作用。在这方面，最好的训练就是亲自下地干活，所有的农活都要干一干，然后再受一年至多两年的新技术训练。由大学毕业生负责农业工作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他的主要问题是同农场主打交道，而且还得使农场主乐于同他接触，这对一个大学毕业生要比对一个经历与农场主本人差不多的人困难得多。
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主要问题是打交道；不光是社会接触，这在农村社会中非常之容易，而是要做到心心相印，这样农场主就会模仿。譬如，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主要工作一度常在农业服务部门所属和经营的示范农场进行。这些农场都是用最有效的方式种植最优良的作物，请农场主来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所取得的成果。哪怕产量很高，农场主也并不总是照着他们看到的样子去做。他们争辩说，示范农场取得的成果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不一定能取得。农场的士壤和其他质素说不定都是精选的，也许使用了设备，这种设备一般农场主是没有的；农场的工人或许受过特别训练，要不就是接受特别监督，而这在农民的土地上是做不到的。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推广现代技术除办示范农场之外，还要说服几个农场主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亲自试一试革新成果。于是其余的人就明白了，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农场主，在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土地上获得了好收成。成绩再也不是某个受遥控的机构取得的成绩，而是他们邻居取得的成绩，于是引起街谈巷议、兴趣、调查、讨论和模仿。现在新来的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要弄清哪些农场主在本地区最受尊敬和最有可能为他人仿效，并在他准备开展的运动中设法得到他们的合作。
在一个农场主不大习惯于改革技术的观念的社会做推广工作，和在一个农场主很自然地指望科学家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环境中做推广工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像英国或美国那样的先进社会中，农场主们知道遗传学家在培育良种，植物学家和病理学家在研究控制病虫害的方法，机械制造商们在不断推出经过改良的设备。他们非常想听到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订阅农业报刊，收听为农场主准备的广播节目，他们参加农场主俱乐部的会议。通过这些渠道，新的观念迅速传播。落后地区推广工作的问题就是要创造类似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农场主把农业官员看成是农业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让农民生活好过一些。要做到这一点，一部分秘诀是让农场主组织农业协会，以便进行讨论、相互观摩农场和作示范。另一部分秘诀是确实有东西可以往外拿。如果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解决了一直使农场主发愁的某个问题——譬如某种病虫害——他将获得他们的信任；而如果从他的建议中一无所获，农场主就会把他看成无所谓的人。
农场主产生热情的背景有时是具有政治性的。在农场主世世代代受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盘剥的社会里，他们很难对新技术产生热情，如果他们怀疑主要的成果也许是增加压迫他们的人的收入，就尤譬如此。因此，土地改革往往是成功地推广农业技术的必要前提。如果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确实开始关心农场主的问题——而他们往往是不关心的——而且他们不但用言语而且用行动表明他们一心想帮助农场主，那么农场主是有可能作出响应的。推广农业技术要是不具备它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和政治热情，可能会完全失败。
我们前面已经说明，推广新技术要求进行许许多多的变革，不仅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进行变革，而且还要在提供资金和获得新技艺方面进行变革。因此，必须把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仅仅看作是范围更加广泛的农业改良计划的一个部分，这种计划还包括诸如修路、农业信贷、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