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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析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估计数字说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世界粮食供应量的增长率每年略低于２％，而世界人口每年仅增长０．７％左右。据我们所知，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工人阶级的饮食有了很大的改善，畜产品的消耗量相应地大大增加了。马尔萨斯过高估计了粮食供应的改善会引起人口增长的速率（他说是３％，但任何欧洲国家都没有接近过这样的速率）。他曾考虑到了不断增长的人口只有用开垦新土地的办法才能养活自己这种可能性，但是他没有预见到这在１９世纪将以多快的速度办到；而且他还低估了每英亩土地产量可能的年度增长率。然而，这样说决不是贬低他提请人们注意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果说在１９世纪没有哪个国家达到了３％的人口增长率，那么在２０世纪有好几个国家达到了这样的增长率，而且新土地并不是开垦不尽的。
有人认为，如果死亡率从４０下降到１０，世界将很快陷入一起混乱，除非出生率也下降到同样的程度。对于这种论点，没有必要详加论证。这种论点并不完全取决于关于粮食供应的种种论据。关于粮食供应的论据现在具有重要意义，可是在往后的世纪里可能不成其为问题。世界目前的承担能力有多大，无人知晓。按照对饮食和生育力的不同假设，所做的估算也不同。目前人口大约有２５亿，最低的估计是，在使用目前农业技术的条件下，这是能够为之提供一份适当饮食的最大人口数目了；这就是说，如果把现在尚未开垦的一切可耕地都耕种起来，结果是仅仅够把各地的饮食标准提高到欧洲的水平。另外的估计是，假设按目前饮食的平均水平，则有供应多达１００亿人的能力。作这种估计的困难有一部分在于对比如说位于北纬３０度和南纬３０度之间的世界热带地区灌溉不是那么充足的土地的最后承担能力有多大不能肯定。这一地区有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可耕地，年降雨量为２５到４０英寸，大部分集中在一年的几个月里，旱季很长，在这期间，植物枯死，土地龟裂。１９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农业技术革命，适用于终年有雨、从来没有受过酷热篴e烤的土地。在欧洲和北美富有成果的技术，在热带地区并不全能直接应用，而且照样搬用反而会造成损害，譬如机械化会使水土流失。由于人口增加，人类可能不得不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怎样最有效地利用现在人烟非常稀少的这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现在我们没有把握，这些土地是否很快就会证明是产量很高的呢，还是继续长期对世界的粮食供应作用甚微。
哪怕对当前世界的能力作最充足的估计，余地也不大，因为按目前的增长率，世界人口在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内将达到１００亿。不过，世界的承担能力也时时在增长。在最先进的农业国家，每英亩的产量长起来一直在增加，每年增长的幅度从０．７％到１．５％不等（最落后的国家具有最大的技术可能性）。对今后３０年世界供养自己的能力感到担忧是理所当然的，在这３０年中，人口和粮食可能是你追我赶地竞赛，看来这是十分可能的。但是，人人都在猜测，我们生产粮食的技术在３０年以后将发生怎样的情况。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不仅懂得利用植物的果实而且懂得利用植物的叶子，世界提供食物的能力将不知增加多少倍。又如，１９５４年曾报道过光合作用已在实验室完成，如果这在经济上是大规模可行的，粮食将足以养活任何可以想象的人口。
因此，关于粮食的论据同对空间的探讨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可以学会用氢原子制造食物，生产出几乎是无限量的食物，但是我们对空间准备怎么办呢？地球陆地总面积，包括沙漠、冰层和山脉，只有５６００万平方英里。假设我们分配给每个人仅仅一平方码作为容身之地。那么，如果世界人口每年增加的幅度小到１％，从现在起也只有在１１２０年内还有容身之地。也许１１２０年以后，人类将再一次寄生海洋，或者用摩天大楼把地面覆盖起来，或者从氢原子中合成更多的土地，或者把别的星球变成殖民地。对这个问题不予理会是可以的，其理由或者是将来会发生某种新情况，或者是我们无需为后代烦恼。但是如果对这两种遁词一个都不接受，甚至连我们当中那些最喜欢由我们的同胞作伴的人都会认为，世界人口在今后１０００年每年以１％的速率增长是不可取的。一旦死亡率降下来，那么如果人类要在由我们目前的星球的陆地面积所限定的范围内舒舒服服地生活下去，出生率必须下降到同样的程度，这一点是必然的。
除了这些全球性的考虑之外，那些正经历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个别国家，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首先要负担抚养儿童的费用。１５岁以下的儿童仅占英国人口的２０％左右，而１５岁以下的儿童却占波多黎各人口的４０％左右。英国的比例确实太小了一点，以致难于保持人口的稳定。另一方面，波多黎各的比例却是加在成年人口身上的相当大的负担，它因此不得不把本来可以用来提高成人的生活水准的时间和资源投到抚养孩子身上。我们将会看到，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一种负担大概是说明为什么在死亡率下降之后出生率往往早晚也会跟着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出生率和死亡率不平衡的另一个代价是人口不断增长对人均产出的影响。有少数几个国家仍处在利润不断增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口越多，对制造业来说就意味着公用事业的设备和设施利用得越好。这些国家主要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见本章第一节（二））。不过，这些国家为数很少。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人口增加必然使人均产出减少，除非为新手从事劳动提供额外的资源而把资金花光。这种资本本来可以用于筹集资金和提高现有人口人均产出的。我们没有把握，到底需要多大的资本才能防止生活水平下降而不管人口增加多少。如果我们按４∶１的资本—产出比率，那么，一国的人口如果增长１％，这个国家为此需要的纯投资占国民收入的４％，人口如果增长２％，纯投资占８％，人口如果增长３％，纯投资占１２％。
如果我们记住最不发达国家每年只能安排５％的国民收入作为投资，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出，要是这些国家放手让它们的人口每年以２％或３％的速度增加，它们的生活水准必定下降。
幸运的是，现有的证据说明，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的时候将使出生率也下降。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我们确实不像我们了解死亡率下降的原因那样了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在过去的１００年中，有些欧洲国家的出生率已从３５D左右下降到１５D。这种下降有些是由于未婚妇女数量增加，有些甚至可能是由于晚婚，但是最大部分是由于不愿意生孩子。我们不知道造成这种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推想并且认为，这是在出现经济增长过程以后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的现象，因此在一切国家经历同样的过程时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我们不能肯定事情一定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
设想出生率下降是由于对生孩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由于有了节育新方法，这种看法还是相当有把握的。这种看法之所以有把握有两个原因。第一，出生率下降在使用新方法之前就开始了。法国的出生率在１９世纪一开始就已开始下降，其他欧洲国家的出生率从１９世纪中叶开始下降，而新的节育用品到那个世纪末才有。第二，甚至到今天，很大一部分成功地实施节育的人并没有使用现代用品。他们使用的方法是圣经上记载的方法，是经过久远的年代为人类所熟知的方法。如果说节制生育在两个世纪之前没有实施，其原因并不是人们不知道怎样去做，而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当然，一旦改变了态度，有这种经过改良而且比较方便的新方法可供使用就能使更多的人们愿意实施节育，但是如果不改变对生育孩子的态度，这些方法肯定不会推广得这么迅速。
是什么原因使得态度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死亡率下降了。在一个出生的孩子有６０％活不到成人的社会里，如果一个普通家庭希望有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它必须生八个小孩，其中平均有五个要在孩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