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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生孩子没有限制的时候，每个母亲平均生八个孩子差不多就达到了人类生育力的极限，所以照这样的死亡率水平，不加限制的生育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有两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就足够了。不加限制的生育不会使出生率大大超出４０D。所以，如果死亡率在４０D左右，即使让妇女能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人口亦只能勉强保持。这样，生孩子就成为了传宗接代的一种宗教义务，生育力最强的妇女享有崇高的荣誉，受到高度的尊重，而不生育却为人所不齿。到死亡率下降的时候，这种态度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因为儿童成活的多了，生这样多的孩子就没有必要了。就人口的稳定性来说，如果一生能活到６８岁，出生率和死亡率只要保持在１５D左右，人口就能保持稳定，这相当于平均每个家庭只有两个多一点的孩子。人口迅速增长的坏处迟早会使国家的领导人看清楚，主张生孩子越多越好的宗教戒条被抛弃了。许多原始的社会非常之幸运，它们的死亡率在４０D以下，它们采用种种措施控制人口，包括生孩子之后两年内禁止性交、打胎，甚至溺婴。（爱尔兰采用很晚结婚的办法，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妇女根本不婚嫁。）父母也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如果有人希望有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再也不需要生八个孩子了。早先，能把这么多的儿女抚养好似乎是了不起的，但是由于能够生养１０个孩子的人数迅速增加，对这种成绩的新奇感和荣誉感消失了，如果粮食供应不上、工作难找或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土地的话，就尤譬如此。人们开始感到，养这么多孩子很不利，对节育方法逐渐关心起来。如果这样分析不错的话，那么可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率下降以后，出生率会自然而然下降。人口每年增长３％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暂时仅仅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大家庭的坏处明显到使社会改变态度也许要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
还有别的因素在起类似的作用。妇女的地位有所改善，这是由于妇女受教育和妇女在家庭以外就业机会扩大的结果；这使得一些妇女把生孩子看成是她们一生中的一个临时阶段，她们很快就能自由地把时间用于做别的事情。然后其他事情增加，要人们有时间去做。经济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收入用在享受方面，这样的享受要花时间。特别是家庭以外的娱乐活动增多了，如看电影和到海滨旅游。１９世纪有些属于低收入集团的妇女，要是没有佣工帮助料理家务，除了上教堂以外很难离开家门一步；而现在，她们要求有多得多的行动自由。有时有人说，节育的秘诀是给家家户户装上电礎E，以便让一家子人在晚上有许多事情可干，而不是天一黑就上床睡觉，但是不要把这种说法当真了。人们利用时间的方式增加，其意义并不是使生孩子的机会减少，而在于使抚育孩子更加成为一种负担。另一个变化是，养育孩子的花费更多了；再不能在七、八岁时就把他们送出去劳动了，而必须让他们上学读书，读到十五岁或更晚些时候。在西方世界，对孩子的态度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也起了变化，对儿童时代的关怀备至盛行起来。在１７世纪或１７世纪以前，对孩子并不那么高度重视，他们能长多大就算多大，不多加照顾。然而，在现在，在儿童时代培养个性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父母们感到为每个孩子尽心尽力是一种本分，照应不过来就不要有那么多的孩子则是一种相应的义务。经济增长也促进社会流动。随着社会流动，有些父母渴望让他们的孩子受到他们负担得了的最良好的教育，使他们的生活有一个尽可能好的开端，以便孩子们将来能够爬到社会的上层；这也使抚养孩子的费用增加并使生育孩子的数目减少。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的人比那些社会地位没有上升的人养育的孩子要少；虽然很难说这是因为那些希望自己的地位上升的人发现“轻装快步”容易呢，还是因为那些孩子比较少的人上升更容易呢？这一切的原因是人类的行为更有理智了；人们不再把孩子们看成是“上帝的恩赐”；他们认为他们有权为他们自身的享受来计划自己的生活，不要超过计划的孩子。曾是宗教和道德的一个课题的问题，变成为寻求方便和要深谋远虑的问题。这些因素中的许多因素都同城市化——妇女受教育的人多了，在家庭之外就业的人多了，利用闲暇的机会多了，儿童的就业机会受到限制，社会流动性增大了，生活方式更加理智——有关，所以农村的出生率往往高于城镇是不足为奇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说得出经济增长使出生率下降并使原来为经济增长所破坏的平衡得以恢复，这样的结论看来是合乎道理的。这一分析同使人口政策制订者发生分歧的一个争议有关。一派的意见认为，如果你希望使出生率下降，就要集中宣传新的节育方法。另一派意见则认为，除非首先改变对生孩子的态度，否则这些方法不会得到采用。态度的这种改变是由经济增长引起的。因此，降低出生率的办法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显然是一场虚伪的争论。人们需要把所有佐料都放入这个馅饼：要使社会领袖们转而相信高出生率的种种危险，这样各种清规戒律和宗教法令就会反对高出生率，而不是赞成高出生率；要迅速提高生活和教育水准，这样妇女们就会发现孩子少一些就是方便；要对节育方法作广泛的宣传。需要在各条战线上同时采取行动。
这当中哪一件事要办都不容易。劝说社会领袖们给予正确指导也许是最容易的任务了。如果人口每年只以１％的速度增长，一千年后将仅有立足之地。这一事实是容易理解的，特别会为近一二十年在欠发达国家掌权的人们所理解，他们多半具有西方唯理主义的观点。神职人员比政界人士要更困难一些，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的唯一教会是罗马天主教会，即使这个教会也赞同对家庭有所限制，条件是不得使用现代的节育用品。东正教各大教派关于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教义，在每一个教派中，都有一些宗教领袖表示赞成节制生育。任何出生率最高的国家都还没有节育的紧迫感，但是这种紧迫感可能到来。不管怎样，节育运动风行全欧洲，宗教界和官方都未提供赞助。
在不开化的社会开展宣传就不像在西欧那样容易了，有些社会的妇女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此外，西欧使用的用品，与较为贫穷的国家的人民收入相比是昂贵的，从居住条件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说也不方便。因此最好发明一些价钱比较便宜或使用比较方便的节育形式。这就是从事节育工作的人士目前非常关心能不能制造一种没有副作用的避孕丸的原因。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正在积极进行中。
提高生活水平是一切任务中最困难的任务。如果人口每年增长１．５％，我们能够确定的最低目标就得是使总产量每年提高２％。这样只有在１４０年以后才能使生活水平提高一倍，而西欧和美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倍仅用了４０年到８０年的时间。但是总产量每年提高２％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要求把大量资金用在教育和其他公共事业上，目前的资本形成增加一倍，并在信仰和制度方面要有许多变化。人口如果增加２—２．５％，产量就得增加３％，这甚至更难于达到。产量每年增加４％是美国从１８７０年到１９３０年达到的极限，这是由于它有唯物主义的眼光和制度，把巨额经费用在了资本和教育方面。没有迹象表明铁幕这一边的欠发达国家开始采取量每年提高２—３％所要求的那种果敢措施。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比较发达的国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致愿意为解决这问题作出适当的贡献。如果提高生活水平是使出生率下降的一个必要条件，看来人口问题还要存在一段漫长的时间。
欠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比欧洲曾经存在过的问题更加尖锐，因为欧洲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从未接近过３％。（在马尔萨斯的时代，美国人口的年自然增长率可能如他所说为３％，相当于约５０D的出生率，２０D的死亡率；但是５０D的出生率要求每个母亲平均生８个以上的孩子，而这是人类生育能力的极限。）欧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