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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脱不了儒、道、法三家的长期争战。法家在秦汉先盛后衰，儒家同样在汉魏先盛而后衰。道家在魏晋一度复兴；儒家在汉代只有独尊的地位却无法垄断全局。此后佛教东来，影响甚巨，但却始终没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流。
转变时期
自明初到清末（公元1360—1898年），为时约500年。其时正以西方“大航海时代”为肇端，渐渐地西风东渐。到18世纪中叶，国门洞开。海通之后，欧洲文化随传教士而来，使中国人心目中昔日大一统的“天下”突然变为世界列国之一，无疑带来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空前巨变。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不得不有所因应而革故鼎新。
这一时期虽然包括明、清两朝，但是重大的转变，一直到晚清才出现。其时太平天国以反清复汉、奉天博爱、平等尚贤为主旨，本基督教义与民族思想，带来第一波的转变。由于严重破坏中国社会习惯，遭到传统势力的镇压；加之其领导集团内部蜕化变质，对于外来基督教义与固有中华文化都无深切的了解，“学西洋而未得其当强立国的真谛，攻旧习而反醉心于君主政治的恶举”，终告败亡。此后；戊戌维新掀起变法运动最惊人的一幕，希望兼用西洋的政教，可惜后来引起庚子义和团运动，遽而告终。直到辛亥年国民革命爆发，推翻满清帝制、建造民国，才产生了根本的转变。
成熟时期
这段时期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元1898—1949年），堪称是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成熟时期。民国肇始以来，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作为中国治政的根本，逐渐开始顺应世界潮流。客观地说，中山先生可谓是把中国带进现代化的第一人。
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的模式依样画葫芦，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制造我们可以学会，也可以随时随地拿来使用；但如果像外国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体制乃至思想文化全盘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因此中山先生主张“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就是希望我们用中国人自己的管理哲学，采纳西方进步的管理工具与方法，开创中国式管理的光明大道。
发展时期
星移斗转，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几经曲折，终于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终于认识到：经济领域没壁垒，管理技术无国界；然而就文化层面来考察，东、西方各异，一度形成所谓“东、西文化冲突论”这一命题。但是应该看到，虽然东、西文化各异，但并不乏相互间的融合与沟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方能彼此珍重，相亲而相敬。世界迟早要步入大同，文化的融合与趋同更是不可变更的历史规律。为此，作为中国社会的建设者和中华文化的发扬者，我们应该坚定信念，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扬并予以创新，并由此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完成时代赋予中国人的使命。
铁证如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直在变，而且已经变了五千年，当然不会就此停下来，事实也不允许我们有所停滞。然而，我们不能不从历史的轨迹，明白我们演化的整个过程以及所处的阶段。我们所要做的，乃是顺着先哲们开创出来的大路，勇敢地迈向光明的未来。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4节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蔚为大观。数千年来，它伴随着中国人的发展与进步逐渐成形，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人的立身处世、言行举止，似乎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文化；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每一件什物，几乎也都浸润着浓郁的中华文化。但是一旦旁人问起来，要你用三言两语准确地概括一下中华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恐怕多数人都会瞠目结舌，不知从何说起。毕竟，中华文化支脉太庞杂、流变太频繁，要想真的说出个所以然来，实在是不容易办到。不要说外国人不解，就连中国人自己，怕是也会觉得茫然。前面那几位中国人在老外面前所遇到的尴尬，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中华文化太丰富、太精深，所以我们觉得实在很难理出一个头绪。而相对浅易的美国文化，就容易理解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国人的一些日常行为中，提炼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比如说，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经权之道等等，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总体来看，中国文化有如下几点鲜明特征，值得我们注意：
中庸，是圣人孔子所极力推崇的“至德”，孔子心目中的理想道德叫做中庸。中庸之道，实在是中华民族累积凝成的民族智慧。中庸的精义，似乎不出《论语》的一句话，那就是“过犹不及”。就是说，万事都不要过分；如果做得过头了，那还不如不做。然而时下许多人所理解的中庸，却成了做事无原则、无标准、和稀泥、不偏不倚、模棱两可、首鼠两端的代名词，似乎奉行中庸之道的人都是庸庸碌碌、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这实在是对中庸真义的误解。为人如果做到了“中庸”，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呢。
要身体力行“中庸之道”，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度”的把握。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越了限度就不好了，哪怕是好事也会因此而变成坏事。事情做得过了头还不如做不到，这就是“过犹不及”。我们不妨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容词来举例：“怯懦”是“不及”，“张狂”是“过”，而“勇敢”则是“中庸”；“吝啬”是“不及”，“奢侈”是“过”，而“慷慨”则是“中庸”；“自卑”是“不及”，“自负”是过，而“自信”则是“中庸”。试问，这样的中庸，又有什么不好呢？
中庸的现实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是“合理化”。朱熹解释中庸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管理的中庸之道，正是今日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要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重视团体不必轻忽个人，注重现实同时并不抛弃理想。
至于一项措施合理不合理，还要看时空能否配合，所以中庸说：“君子而时中”。这里所谓的“时中”，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指“与时俱进”，它要求人们行事能适应时代需要，求得能适合此时此地的合理化措施。
中庸不是平庸，所以绝非因陋就简，当然更不能随俗浮沉。真正的中庸，必须力争上游，日新月异。首先要坚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站在“有所不为”的立场来“有所为”，找到“此时此地最合理的决策”，并且确实尽力去执行。这些看起来很平常，其实要实行的话相当困难。
中庸之道还有一层涵义，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合“时中”的精神。不管是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都希望能做得恰到好处，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只有这样，才算符合中庸。
诚然；中庸之道堪称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但却是很难为人所把握好的。千百年来，正因为人们对中庸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使得国人的行为出现了较大偏差。渐渐地类似于“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一类的谚语流行开来， 压抑了人的个性，渐渐地造就了一批温和、谨慎、克制、保守的中国人。他们遇事不敢承担责任，却有着“推”、“托”、“拉”的本事，人人都不敢为天下先。如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排队还是走路，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