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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叩头称崇祯帝“刚愎自用，君臣血脉不通，以致万民涂炭”，又吹捧李自成“救民水火，神武不杀，比隆尧舜，汤武不足道也”。大顺政权刚进北京，就被颂扬如此，固然有它值得称道之处，但是明末官场的恶习似乎复见于新政权了。梁兆阳说他自己“臣遭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恩”《流寇志》，卷10，169~170页。，急于得官的心情溢于言表。年轻的庶吉士张家玉给李自成上《陈情书》，文中自称：“前朝明翰林院庶吉士张家玉谨百拜，称贺大顺皇帝陛下”，而此时李自成并没有登极为皇帝。他还在《荐人才书》中说：“若至家玉，殷人从周，愿学孔子。但区区宾礼而乞系之以明者，盖不特见君主之高义，实欲固君王之大业也。当此多方多士尚在危疑惊喜之时，莫若将家玉旌而别之，刻其书以布之四方，得一仁人以收拾天下人心，胜精兵十万可知也。”《爝火录》上册，46~47页。原文作者认为张家玉对李自成的颂扬说的都是违心之言。从字面上看，这里“殷人从周”是说张家玉虽是明官，甘愿服从大顺；“愿学孔子”是说他不想做官却乐于为大顺培养人才；最后则设想自己的价值，如果大顺政权表彰他的独行，“胜十万精兵”。大理寺官钱位坤暗中打通了大顺吏政府尚书宋企郊的门路，自以为将得到重用而洋洋自得，逢人便说：我明日此时便非凡人，以致后来有人写了一篇《不凡人传》来讽刺他。
这些平日标榜气节的人，并非一定要从一而终，他们力求寻找各种理由为其行为辩护。吏部官员王孙蕙在大顺军入城时，告诉其家人不用害怕，“吾自用定心丸在此”，命家人取来竹竿，拴上黄布，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九个大字，悬挂门前。他在劝别人归降大顺的理由是：“百行孝为先，君家有太公在，且全个孝罢。”钱：《甲申传信录》；又见《爝火录》上册，33页。少詹事项煜则理直气壮地说：“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流寇志》，卷11，172页。兵科给事中龚鼎孳新娶秦淮名妓顾媚为妾，每见人则称：“我愿欲死，奈小妾不肯何！”《爝火录》上册，56页。
三月二十四日，大顺政权正式对明朝官制进行了改革。明内阁改为天佑殿，翰林院改为弘文院，六部改为六政府，文选司改为文谕院，六科给事中改为谏议，十三道御史改为直指史，太仆寺改为验马寺，尚宝寺改为尚玺寺。废除了詹事府，裁并太常寺、鸿胪寺，所管事务归礼政府。地方官巡抚改为节度使，布政司改为统会，兵备改为防御使，知府改为府尹，知州改为州牧，知县改为县令。对明朝的军事制度所作的改革为：五军府改五军部，正总兵改正总权，副总兵改副总制，守备改守旅，把总改总旗。限定太监的人数不得超过千人。大顺政权在襄阳和西安已经两度组建政府，至此，国家机构更加完备化。这一制度比明朝时期精简，一时为农民利益服务，有个新的面貌。
这天还公布了对原明朝官员的任命。仕明三品以上的官员仅有个别人得到录用，如原兵部尚名侯恂授工政府尚书，原工部侍郎叶初春、礼部侍郎杨汝成、户部侍郎党崇雅均授原官。大顺政权把录用的重点放在四品以下的原明官员。
原明翰林院、詹事府官员录用49人。主要有：庶子杨观光先授兵政府侍郎，很快升任礼政府尚书，检讨梁兆阳授兵政府侍郎，少詹事项煜授大理寺丞，谕德韩四维授弘文院修撰，庶吉士周钟授检讨；史可程等十人仍授原官；检讨傅鼎铨、庶吉士王自超、待诏高来凤，俱改授从事。还有一些翰、詹官员改授外任官：如庶吉士魏天赏改淮扬盐运使，杨朋琅改防御使，李长祥等四人改州牧，成克巩等八人改县令。
原明科道官录用27人。六科给事中的授职大致情况是：刘昌为太常寺卿，高翔汉为都直指使，戴明说、光时亨、申芝芳、朱徽、彭琯为谏议，十三道御史主要有：涂必泓、蔡鹏霄为直指使，卫祯固、裴希度改弘文院庶吉士。科道官也有一些外任的，如御史韩文铨授山西太原节度使，刑科给事中孙承泽授防御使，御史熊世懿授府尹。
原六部官员共录用65人。其中著名的有：礼部郎中刘大巩授大理寺卿，吏部员外郎金炼色授谏议，户部主事张鸣骏授直指使。六部官员改外任的有：吏部郎中左懋泰授兵政府侍郎（一说密云防御使）、镇守山海关，刑部主事归起先授防御使，吏部郎中刘廷谏授府尹，户部郎中吴虎、礼部主事高去奢俱授州牧，侯伟时、王显、杨云鹤、汤有庆、张琦、邹明魁等人均以郎中或主事官改授县令。
原明其他衙门京官录用20人。较著名的有：通政司参议宋学显授验马寺卿，尚宝司卿吴家周授太常寺卿，太仆寺少卿曹钦程授文谕院从事。
原明地方官录用的有：顺天巡抚宋权授顺天节度使，豫楚总督任浚授四川防御使，山西布政参议王则尧授顺天府尹，陕西监军道陈之龙授陕西节度使，河南驿使道吕弼周授淮安防御使，王孙蕙授长芦盐运使，周寿明授扬州防御使，黄国琦扬州府尹，计约十余人。
原明进士、举人、生员还录用了若干人。如进士贺王盛授太仆寺丞，武愫授防御使，杨儆授府尹，徐家麟授州牧，施凤仪授县令；举人王学先授知政使，王皇极授防御使，高丹桂授府尹，武大正授县令；生员王明授县令。
以上据《小腆纪年附考》卷4统计，约有200人被录用为大顺政权官员。而有的文献记载原明政府中史馆办事，京营卫幕杂流、各卫指挥、千百户，各衙门效劳听用，候缺官及举人、生员等俱投递职名，以希录用。二十三日一天于午门外听用者即多达4000余人《爝火录》上册，39页。大约被大顺政权录用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那些没有得到官职的人纷纷到吏政府尚书宋企郊那里去活动，宋企郊直言相告：“诸公何不解事！前日考选安人心耳，岂可以为实事。为诸公计，不如早归。”《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336页。这番话等于明确告诉他们，大顺政权并不是明王朝的延续，录用部分明朝官员乃是稳定北京城的社会秩序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而已，他们想托庇新政权继续作威作福那就大错特错了。
第二，助饷与追赃。
北京决战大顺举措失误多（3）
李自成进入北京，于接管明朝政权的同时，为了保证几十万军队的后勤供应和维持大顺国家机构的财政需要，本应建立相应的税收等制度。但是据现在所能看到的文献记载，大顺政权在北京并没有确立任何赋税制度和相应的经济政策，而是简单地采取了助饷与追赃相结合的硬性摊派办法，向明朝官员开刀，结果导致政治上的全面失败。
从中国农民起义的发展史上看，李自成本有前车之鉴，但在他戎马生涯十几年的斗争中，似乎并没有改变历代农民起义中的流寇主义，仍不考虑如何解决军饷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产物。
征赋与减赋、加赋与免赋在农民军反抗明王朝战争中是个导火线。历史记载：“天启辛酉，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东事孔棘，有司惟顾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职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盗起，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贼由此而始。”一般论者多认为，如使饥民饱食，或不致造成后来的结局。但是明政府不思赈济照旧征赋，这就激化了矛盾，农民奋起反抗，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当初有识之士，已看出了这个问题，崇祯四年（1631年），职方郎中李继贞上疏说：“皇上以数万金钱活数十万生灵，福泽莫大焉！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常供，所获不止数十万也，利益莫大焉！”均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1页；卷4，15页。主张从统治阶级长远利益考虑，暂时拿出几万两银子买粮食救活几十万饥民，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使饥民返回乡里，防止起义队伍扩大。而崇祯帝或没有这样想，或不愿这样作。几天后，李继贞再次疏陈赈济的重要性：“臣部若不代请，日复一日，残破愈甚，将费数百万不能收拾；而人民逃窜，东作尽废，延安、西安、平阳、汾州百万钱粮尽成乌有，虽增兵增饷何救于事。度今日平贼之费，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