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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些人认为斯巴达的二王代表君主政体，其长老会议则代表寡头政体，至于埃伏尔（监察）既然由民间选任，那么监察会议便代表民主政体。 可是，另一些人又认为监察会议实际表现为僭主政治，只在斯巴达式的日常生活习惯以及会餐制度中，才能显现他们的政体具有民主精神。 在《法律篇》中，论辩的主旨却认为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的两合组织是最优良的政体——这种制度，人们或者宁愿把它列入最恶劣的政体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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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学９４
者竟不算是一种政体。 凡是能包含较多要素的总是较完善的政体，所以那些混合多种政体的思想应该是比较切合于事理的。《法律篇》中所陈述的政体实际上缺乏君主政体的要素，他专重寡头和民主两要素且是偏向于寡头政体那一方面的。这在他所拟行政人员的选任方法上可以明显地看到。 行政人员先由票选方式选举出好几倍的名单，然后再进行抽签作最后的决定，这确实是民主制度而兼有寡头政体的方式。 可另外两种办法则又是寡头（财阀）性质的：其一，法律强迫较富有的公民必需出席公民大会，选举行政人员，并且参加其它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履行，对于其他公民则听任自便；其二，［由选举规章的细节看来，］他的用意就在于使较富有阶级获得较多的行政位置而最高级的职官都必须由资财最富饶的人们充任。 选举议事人员的方法也是具有寡头性质的。 的确全体公民都必须参加选举。 但在预选过程中，普遍的强制规定只是局部施行：在选举头等资财级的预选人若干名时，强制全体公民参加，选举二等资财级的同数预选人时也是这样；但到第三等级的预选时，第四等级的公民就不强迫他们出席选举，到第四等级的预选时，第三第四等级的公民都不加强迫。然后，他（柏拉图）规定全体公民从全部预选人名单中选出每一资财级相等数目的议员。 这样，许多平民由于自便，将不去参加选举，而最富于资财和较高等级的选举人就成了议事会中的多数。这些辨析以及此后在考察各邦最优良政体时行将继续论到的各种事例可以证明理想的善政不该是君主政体（一长制）和民主政体（多数制）的混合。 选任行政人员的预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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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政 治 学
复选两重手续也有缺点。 某些人，即使为数不多，如果联合起来，他们就可操纵选举。 我们对于《法律篇》在政体方面所见到的［缺点］，就是这些。
章七 另外有些专家以及哲学家或政治家都曾倡议各自的政制（政治体系）
，这些倡议都较接近于各邦的现行政体，比柏拉图（苏格拉底）所倡议的两种政制都更为切合实际。 其它思想家都没有提出妇孺公有或妇女会餐这类新奇的措施；相反，他们的想法都从人生的实际开始。 有些人认为人间的争端以至酿成内乱常起因于贫富的不均，所以适当的节制财产应是当务之急。 嘉尔基顿的法勒亚最先提出用节制财产方法来消弭内乱的主张；他于是建议一国内的公民应该有同等的产业（一样大小的地亩）。在他看来，当人们开始拓荒，建立一个新殖民地时，这是不难办到的。 对于存在多年的旧城邦，困难就较多，但在这种城邦，如果富户以地产为女儿的妆奁而娶媳时不受陪嫁，穷人则相反地只受陪嫁而不出妆奁，就有可能在短时期内平衡全邦各家的产业。 柏拉图在著作《法律篇》时，认为任何公民增加他财产的初期是不必加以抑止的，等到他的增益已达到最低业户产额的五倍左右时，有如我们上面曾经说及的，才必须予以限制。立法家在订立财产限额的同时还得对各家子女的人数作出规定。 这一点他们却常常遗忘，而实际上却是不应该疏忽的。 倘使子女生育过多，家产不足以赡养，根据均产原则而制作的法律就不得不被毁弃。 原本是小康的家庭，现在却已沦落到无法自给的境遇；处身于这种不幸的人们，作奸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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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学１５
还是小事，这里已很难说他们不致从事叛乱了。 平均财产在政治团体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在古代也是某些立法家们所深知的。 譬如梭伦［在雅典］所订的法制以及其它城邦所传的律例，都曾经禁止个人任意收购过多的土地。 同样地，另外有些法制禁止人们出售财产：譬如洛克里城就悬有这样的禁令，本邦人户在未能确实证明他曾经遭遇意外的重大损失前，就不准出卖他的产业。 有些律例，用意就在于维持各家的世业，使不致丧失政治地位；以琉卡岛来说，就因为漠视这种律例，它的政体已趋于过度的平民（贫民）化；其结果是资产不足法定数额的人们也都被选为行政人员了。 但是在实施这种均产制度的地方，每户的定额可能过大或太小，所以人们或流于奢侈，或困于生计。 所以，立法家不应该仅仅以树立均产原则为能事，还必须订定一个适当的定额。 人们虽然已被纳入均产体系中，世事仍旧未必从此就能尽善尽美。 人类的欲望令他的财产更须使它平均；这就必须用法律来订立有效的教育，人欲无止境，除了教育，并无节制的方法。 可是，法勒亚在这方面，恰恰可以站起来说，这正是我的意思。他本来认为各城邦中财产和教育两者应该均等。 但是我们还要询问他所说的教育究竟属怎样的性质。 如果说教育均等就是每人各授以同样的课程，这还是没有实益的；同样的训诲［人们或者因而努力于智德，或者因而励进于俗务］会导致同样追求俗务的性情，而或专尚货利，或角逐名位，或兼好两者，各人所有的和所发挥的却相距甚远。 还有，人间的争端或城邦的内讧并不能完全归于财富的失调，名位或荣誉的不平也常常会引起争端。 但是名利两途的熙攘，各循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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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政 治 学
途径：民众的吵闹都在意于财货的不平，至于有才能的人所憎恨的却正是名位的过分“平等”
，他们［一旦受辱或不得其位，就］因荣誉的不平而从事革命活动，这愤慨的性情恰好表现于诗人的诗句中：“良莠不分兮贤愚同列。”
［除了内乱这样的重大问题外，我们还得考虑到平常的刑事犯罪。］（一）有些犯罪是由缺乏衣食；这里，法勒亚想到了平均财产这个补救方法，使人人都可获得生活的必需品，这样就能防止由于饥寒而起的盗窃行为。（二）
但衣食并不是犯罪的惟一原因。 人们在温饱之余，或被情欲所困扰，就寻欢作乐以自解烦恼，但他毕竟又触犯了刑法。（三）人们还不仅为了解除其情欲的烦恼，而入于刑网；尽有情欲可得慰藉、有名利可得满足的人，还抱有漫无边际的愿望，［追求无穷的权威，］于是他终究由于肆意纵乐而犯罪了。那么，对这三类罪行，有什么救治的方法？
对于第一类，可给与相当的资财和职业；对于第二类，可培养其克己复礼的品性。 至于第三类，我们已设想到世间种种欢娱无不有赖于他人，［所以寻欢的人们终不期而多所侵犯，］人假如自足于己，与世无争，就让他遂志于哲学的清思吧。 世间重大的罪恶往往不是起因于饥寒而是产生于放肆。 人们的成为暴君（僭主）
，决不是由于苦于缺乏衣着。 因此［僭主的罪恶特别大，］人们不重视谁能捕获一个窃衣的小偷，而把殊荣加给那位能够诛杀一僭主的勇士。 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法勒亚［所倡议的］政制的一般措施只能借以防止较轻微的犯罪。法勒亚政制还有一点可议之处，这个政制的种种安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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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学３５
目的都在图谋国内的安宁和正常生活；但立法家也应考虑到邻邦和外国的关系而安排好防御措施。在缔造一个政府时，须注意武备，而他在这一方面却完全没讲到。 在财产问题上实际也应该考虑到战时的需要。 各家的经济储备，不仅应该足供每一公民平时在国内的政治活动，还应该有些余裕以便应付外敌入侵时的军需。 制订各家财产的平均额就应该照顾到这一方面。 财产定额不可太小，太小则虽然跟一个同等的或类似的城邦作战，也将会困于给养［更不必说强敌］；但是也不能太大，富于资财而武力不足以自卫的城邦特别容易引起邻邦或强敌的觊觎。 这里，法勒亚并没有作出任何指示，但我们可以设想财产毋宁求其充分，只要不逾越某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