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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窑瓷器是古代中国瓷器中的一种很有特色的品种，它以器身满布大小
开片为主要特征。哥窑瓷器胎厚釉润，制作规整，釉色主要有灰青、浅青、
米黄等。大小开片，大呈深褐色，小呈米黄色，两种纹片纵横交织，颇有奇
趣，被人冠之以“金丝铁线”和“文武片”等美称。哥窑瓷器素雅古朴，庄
重不俗，甚合宋代崇尚典雅的风气，因而深受上层社会的欢迎，是专供宫禁
内苑、帝王之家欣赏的高级艺术品。由于哥窑瓷器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和美
好的声誉，后世竭力加以仿制，所仿者几使人难辨真赝。近世的古董商也不
惜出高价收购这种格调高雅的精美瓷器。
哥窑瓷器留传于世并不多，按照粗略的估计，大约有数十件，分藏于北
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一部分已流落至国外。
这些传世哥窑瓷器的产地在什么地方？下面有一段传说。
相传在南宋时期，处州（今浙江省龙泉县）地方有章姓兄弟二人，兄名
生一，弟名生二，各自在当地经营一瓷窑。章生一所烧的瓷器以开片纹为主
要特征，章生二则烧青釉瓷器（烧窑处即宋代著名的青瓷产地——龙泉窑）。
以后人们习惯上把章生一所烧之窑称为“哥窑”，而把章生二所烧之窑称为
“弟窑”或“生二窑”。久而久之哥窑之名广传，远近皆知，蜚声海内。
从这段传说看，哥窑窑址在龙泉几乎是无庸置疑的了。因此，多少年来
人们一直把传世的那些哥窑瓷器当作章生一在龙泉烧造的产品。直到解放以
后，特别是近一二十年，对哥窑的研究才有了突破。近年来，一些专家的新
见解更引起了国内外陶瓷研究者的瞩目。
从文献上看，关于哥窑的记载最早是明初宣德年间，据《宣德鼎彝谱》
云：“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这是哥窑之名的缘起。嗣后，
明代人曹昭在《格古要论》里考证古器时说：“旧哥窑出（原意为出产于某
地，但产地待考，作者未及补），色青浓淡不一。。。成群队者，是元末新
烧，土脉粗躁，色亦不好。”此段文字说明哥窑有新旧之分，作者认为新哥
窑是元末新烧的，可见哥窑的烧瓷下限可到元末甚至明初，比《格古要论》
晚约一个世纪的《浙江通志》记载：“处州。。县南七十里曰琉华山”，“山
下即琉田。。相传旧有章生一、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至琉田窑烧青器，
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这就是前面那段传说的雏形，这
里作者搞不清章姓兄弟是什么时代人。但到了明后期嘉靖四十五年，《七修
类稿续编》的作者指出：“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
章生二各主一窑。”这样逐渐形成了前面那段比较完整的传说，而以后的史
料，大都引自此处。由此可见，关于哥窑的文献和传说是不完整的，因而也
不能以此为据，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哥窑窑址在龙泉。
既然有窑址，那么一切都解决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1960 年，浙江省
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龙泉县的大窑、金村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大窑和溪口等五
处窑址发现了一种黑胎青瓷，器身带开片，其特征与文献中的哥窑特征酷似，
但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那种传世的哥窑瓷器截然不同，这说明传世哥窑瓷器
不是在龙泉烧造的。据此，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龙泉黑胎青瓷、
景德镇仿哥窑等瓷片进行了化验、分析，结论是：“传世宋哥窑（器）不在
龙泉烧造之说是可以接受的，龙泉黑胎青瓷可能就是正统的哥窑这种说法也
是有相当根据的”。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文献里所谓的哥窑是龙泉窑的哥窑，
而不是烧造传世瓷器的哥窑。
这样，烧造传世瓷器的哥窑在哪里就成了一个新的、有争议的问题。有
人认为可能在江西景德镇，因为明清两代景德镇仿哥瓷烧得很成功，但没有
迹象表明宋元时的传世哥窑在那里。也有人判断也许在江西吉安即宋代吉州
窑的产地，因为明人曹昭《格古要论》里提到该地有一个“碎器窑”，但迄
今未发现。在另一个明代人高濂的《遵生八笺》里谈到哥窑取瓷土于杭州凤
凰山下，似是指窑在该地，有人以此为据，怀疑窑在杭州。说法颇多，但没
有人能证实，也没有新的发现，因而确实是一个谜。这个谜，看来只有指望
以后的考古新发现了。
（陆明华）
栎阳是否作过秦都？
公元前221 年，秦王政以武力战胜六国，统一了全中国。这个封建大帝
国，幅员辽阔，东起海边，南至岭南，西迄青藏高原，北达河套、阴山及辽
东。秦王政创建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和封建国家的统一。秦大一统，是我国古代社会史中的重大转折，具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但是秦是否以栎阳为都却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争议之说。
1982 年《考古与文物》第5 期发表了王子今的《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
一文，认为“就现在的资料看，秦献公未曾迁都栎阳，栎阳始终未曾作为秦
都”，“献公居栎阳的确切年代，古城遗存的具体内涵，栎阳在秦史中的准
确地位，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加以明确。”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1980 年至1981 年对栎阳城址进行了一年的勘探和
试掘，发表了《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发掘》，文中虽说及，“献公二年，
从雍都迁都栎阳。公元前383 年—前350 年，献公和孝公曾对栎阳经营三十
四年”，但是就所发表的考古资料看，似未提供可证明秦献公曾迁都栎阳的
确凿证据。城址遗迹年代均判定为秦代和汉代。发掘者说：“从南墙基夯土
包含的遗物看，城墙营筑时代约于秦代”，发掘的南门址出土均为汉代遗物。
勘探出的13 条道路中，6 条路“时代应为秦汉时期”，其余7 条路“时代应
为汉代”。城址东北为秦汉大型墓葬区，东南墓区8 座墓中3 座已明确断定
为汉墓，另“五座墓的时代应为战国晚期至秦代”。而献孝时期当战国前期
或中期。即使这五座墓都是献孝时期的墓葬，也不足以判定一个城址是当时
的都城。《史记·六国年表》：秦献公十一年，“县栎阳”。《魏世家》魏
武侯：“十三年，秦献公县栎阳”。只表明秦县是地方政权，“县栎阳，至
少表明栎阳与蒲、蓝田、善明氏地位等同”。“在国都中是没有县的，为什
么叫做县？只为它是悬在国都的地方；国都是主体，县是附属品。若国都中
而立县，则要叫它悬挂在什么地方呢？再有什么作主体呢？”战国初期，秦
国不断在东部边境设县，公元前398 年在陕设县，公元前379 年在蒲、蓝田、
善明氏设县，公元前374 年又在栎阳设县，显然有着加强边防的意义。若强
指栎阳为献公所定秦都，则难以回答何以同时又在栎阳设县这一疑问。
对上述看法，刘荣庆同志在《考古与文物》1986 年第5 期上发表了不同
意见，题为《秦都栎阳本属史实》，认为秦献、孝两代建都栎阳乃是历史事
实，应当肯定。其一，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将周、秦、汉诸都均放在关
中地理整体上考察，邠岐、丰、镐为周都，雍、栎邑、咸阳为秦都，长安为
汉都。在思维逻辑上也没有把栎阳列在三代都城之外。《货殖列传》论证“献
（孝）公徙栎邑”的地位，不仅仅在于经济上的地位。既标明为秦献公所“徙”，
属政治地理条件。国君之所居之邑，国君徙治之城，乃古代都城的政治规定
性；“北却戎翟”，则着眼于军事和都城的安全。如果把栎阳同关中“四塞
以为固”的形胜联结在一起，当现为险要之地，即军事上具备建都条件，“东
通三晋”，指春秋战国时代关中渭河以北经栎阳往晋及其后魏、韩、赵三国
的通衢大道。这条东西大道，对秦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至关重要。雍城、
泾阳、栎阳、咸阳均建筑在该通行之上，决非偶然；“亦多大贾”，指商品
经济繁荣发达。栎阳为秦国第一个有市之邑。栎阳高平宫鼎的发现，先秦铜
釜金饼和陶器、兵器在栎阳的出土，栎阳秦仓的存在，商鞅南门立木发布变
法令的事实，都说明栎阳经济繁荣之程度，亦栎阳为秦都的必然结果。秦德、
宣、成三代利用雍城处于汧渭之会的地理优势，奠定了秦兴起的基础。穆公
“开地千里，